在第三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的剧目中，惟一的中国歌剧是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司马迁》，作为惟一获邀并享有国家级待遇的地方演出团体，他们不负众望，为本次活动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演出，获得了专家和媒体的好评。该剧颇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美及秦地、汉武的宏大历史背景，充分展示了中国歌剧的巨大魅力和民族特色，从而受到了各方的关注。著名音乐家付庚辰在看完该剧后说：“这么好的歌剧一定要好好宣传。”
像西部辽阔的天地一样，这是一部大气磅礴、气势恢宏、深沉凝重、极具悲情气氛的中国歌剧，以陕西民间音乐为基础，在地方戏曲元素上加以提炼和艺术化，以交响乐的宏大形式出现。听其旋律，我们会觉得似曾相识，那是我们的血液里本有的东西，同时又能欣赏到西方歌剧的形式之美。音乐家张玉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成功地结合了中西艺术。《司马迁》的格局尽管是民族的，但却不土，很“洋气”，具有西方歌剧的实质要素，可见音乐家在音乐的组织和唱腔的设计上是极具功底和见识的。这部大型历史歌剧是目前中国歌剧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的高峰之一，代表了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的新水平。该剧曾获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曹禺戏剧文学奖、第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２０余个奖项。
为了这出中国歌剧，该剧曲作者、音乐家张玉龙先生在孤寂中艰难奋斗了３０年！掌声、鲜花背后，是说不尽道不完的艰辛。
张玉龙，西安人，１９６６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１９６９年被分配到中国京剧团（中国京剧院前身）。当时该团大师云集，如张君秋、李少春，都使他获益匪浅。当时北京的环境无法从事歌剧的创作，１９７４年，他主动要求到陕西省歌舞剧院工作。３０年来，他潜心歌剧事业，先后创作了十几部歌剧，如《洪宣娇》、《秦俑畅想曲》、《刘志丹》（与人合作）等，最著名的当属《张骞》和《司马迁》。在进行了大量创作的同时，他认真研究西方歌剧和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他认为，对于歌剧创作人员来说，不站在西方歌剧的最高点、最前端，势必创作不出真正意义上能被世人认可的歌剧；而作为本土音乐家创作中国歌剧而不重视民族音乐的营养，那他的音乐就同样不会被世人赞同。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准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他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１９８８年担任了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团长。１９８９年陕歌推出了《张骞》，１９９２年在北京首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提升了西部歌剧在中国歌剧中的地位。宏大的音乐、优秀的演员，都使《张骞》具有了史诗般的性格，确立了《张骞》在中国歌剧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作曲家张玉龙的音乐地位。时隔８年，《司马迁》问世了。２０００年在上海演出后，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写歌剧不光要有技术，更要有艺术修养和人生经验，把对万象丛生的复杂世界的理解化作自己的心声，从心里流淌出来，以欧洲歌剧的形势盛载民族艺术的丰富内涵，中西合璧，这种音乐才有生命力和价值。”这是张玉龙对民族歌剧创作的理解，也是他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我们听他的歌剧，不仅可以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更仿佛能听到音乐家本人如泣如诉的吟唱。有位音乐评论家说，从他的音乐中，可以触摸到他的灵魂。而张玉龙自己说：“我的音乐不是写出来的，是哭出来的。”几十年的歌剧生涯，全部浓缩在这一句话中。他是一位长于写悲情歌剧的音乐家，张骞和司马迁这两位伟人，都有悲情色彩。看完这两部歌剧，我们的确想哭，也许这正是历史人物的宿命之所在、音乐家的宿命之所在——一种历史的悲情和深刻的使命感。
张玉龙对歌剧的热爱和钟情超乎常人想象。几十年来，他的同学、同行发迹了、发财了、成名了、做官了，而他自愿身居西安的一间陋室中，苦心孤诣地从事着他热爱而又寂寞的歌剧事业。做了２０年团长，他至今没有钱买房子，仅有的工资都化作了满屋的歌剧影碟、总谱……他常被人耻笑为不合时宜，对此他都不予理睬，专注于他的歌剧事业。该团还有许多感人的事，听起来不大会叫人相信：他们每天的排练补助费才５元。而就是这批歌剧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就了《张骞》、《司马迁》，成就了中国歌剧的“西部力量”。
张玉龙说：“艺术家的生命价值不在于金钱，而在于它的作品，能在历史上存得住的作品。”为了歌剧，他的人生也留下了遗憾。１９８８年，在他创作的高潮时期，因长期伏案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而住进了医院。住院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而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流泪。出院后，由于长期配器，积劳成疾，他的左手、左脚趾都失去了正常的功能，无法伸直，经常腰痛得刺骨，咬着牙谱曲，其中的苦楚，非常人可以忍受。他把遗憾留给自己，把完美献给歌剧。他的精神来自他的恩师，中国民族歌剧的奠基人之一马可先生。在老师病危期间，他们讨论中国歌剧未来的走向问题，他向老师发了大愿，立志为中国歌剧奉献自己。
如今，他是国家一级作曲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可谓功成名就，但他仍不懈怠。他将为舞剧《天马萧萧》作曲，而他的下一部歌剧将是《昭君出塞》，这也是他歌剧“西汉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将是一部缠绵悱恻的悲情局。
歌剧“西汉三部曲”可以构成中国歌剧之魂，他所讴歌的人物，也正是中华民族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