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香港电影的产量虽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是其衰退的标志，因为每年50多部的产量更符合香港电影的实际生产能力。此外，原先具有本港风味的影片数量也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真正融入了大中国圈子的华语电影，这两个变化让香港电影更加成熟和专业。回顾香港回归后十年来的电影历程，对于把握其文化的发展动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展大势

　　大片当道

　　没有对比也就无从判断优劣深浅。十年前，正值好莱坞巨片攻势最猛烈的当口，在庞大而又制作精良的电影面前，无论从港片本身，还是就追逐视听愉悦的观众而言，这种诱惑必然不可抗拒，于是港片产量下滑、票房败退。今天看来，这种颓势显然无可厚非，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产量的锐减恰恰促成了烂片的全面收敛，有限的资源得以集中在了以质量为中心的港产大片上。

　　香港电影的“低成本快拍制”，曾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打造过一个流连忘返的“录像厅时代”，但是，港片娱乐功能的发挥，终究还是由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决定，我们可以回味“东方好莱坞”风起云涌的年头，却也必须承认港片在外力冲击下所经历的一切阵痛，以及香港影人在阵痛之后做出的种种努力。

　　自1997年开始，香港影人开始沿袭好莱坞商业模式尝试大片的创作，成龙的《一个好人》和《我是谁》连续两年抗衡西片，独霸当月“中影大片”的份额。此后，一批从港片黄金时代坚持下来的影人，开始秉承宁缺勿滥的原则投入到大片的拍摄：周星驰以两年拍一部的速度考验着影迷的耐性，但《少林足球》和《功夫》无一不是又叫好又叫座的扛鼎之作；杜琪峰的“银河映像”迅速崛起，《暗战》、《黑社会》等类型片出炉；刘伟强开始精打细磨《无间道》三部曲，从国内一路红到国外……

　　以大片为突破口的香港电影，即使暂时难以摆脱一枝独秀的票房劣势，但其迎合观众口味、遵循商业规律、追赶时尚潮流的创作诉求，却从未发生过倒退，因此在“量”不足、“效”不力的客观环境下，对“质”的重视成了一种新的港片精神。

　　积极与内地合作

　　近十年来，香港电影和内地影业寻求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如果说之前的合作只是小范围的单线联系，2004年，纯港片在内地发行将不再受配额限制，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可看作是国产片在内地发行，合拍风终于成席卷之势。但是走在开创前沿的先锋作品，总难免遭遇一些未曾想到的问题，比如对内容尺度衡量不一导致合拍片在内地上映被剪得面目全非甚至根本无法上映，如《黑社会》；再比如在趣味审美的差异下，原本典型的港式幽默植种内地文化，效果上也有些打了折扣。

　　好在一切的不适都是暂时的，都可视作运作趋于成熟的必经摸索。去年的《伤城》和《门徒》就是不错的例子，今年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更堪称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极品。不可否认的是，两地导演的长远眼光，对于合拍片的历史进程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回归本位

　　在香港电影鲜花着锦的年代里，男星中有一年接11部电影的周润发，女星中有“郑九组”(郑裕玲一天轧九组戏)与“张一打”(张曼玉一年拍摄12部影片)，戏院公然放映六七天就拍成的电影，这种热火烹油的盛况，烧炙了许多精英的眼，于是编剧、武术指导、摄影、影评人……纷纷坐上导演席，成为话事人。

　　如今随着寻找投资的困难，电影产量的减少，这些多面手们又自动自觉地减少了导演工作，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老本行里。

　　步入国际化

　　香港电影的国际化趋势，在这十年间以非常迅即的速度蔓延开来，具体可以从香港向外输出的导演、演员、武术／动作指导这三方面来一窥究竟。

前往好莱坞试水的香港导演群中有曾经叱咤风云的吴宇森，《断箭》、《变脸》和《碟中谍II》三部好莱坞大片的接连成功，让他在2002年5月21日留名好莱坞星光大道，成为华裔旅美导演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