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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上)

2016-01-13 10:30:26  来源:烟台市“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李伯颜

  李伯颜(1905 ~ 1928),原名李树信。山东省莱阳县东双山村(今属莱西市)人。1920年,李伯颜与同在前保驾山村成长起来的好友孙耀臣,考取了姜山高等小学,同窗5年。这期间,他阅读了很多报刊杂志,进一步了解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长期混战,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根源。

  1924年底,李伯颜高小毕业。为了继续深造和寻求革命真理,他决定去上海求学,于1925年初春考入暨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他的亲密同学孙耀臣考入了军阀张宗昌在济南创办的军官学校,就读炮兵学。两人虽然相隔千里之遥,却时有书信来往,交流思想,交流对人类社会的看法。他们对人生有着一致的观点和认识。李伯颜在暨南大学期间,一面认真学习专业知识,一面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向导》周刊和一些进步书籍,还受到了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教诲,开阔了政治视野,提高了革命觉悟,逐渐成长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革命者。

  是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他响应党的号召,走出校门,积极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在租界联合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领导学生高呼口号,揭露日、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并在码头、工厂、街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五卅惨案中死难者呐喊抗争。在这次运动中,他受到了现实的教育和锻炼,认识上也有了新的飞跃。

  1926年春,李伯颜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地从事党的工作。晚上和假日深入工人宿舍,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了工人的爱戴和拥护。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党组织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传达八七会议决议,恢复整顿党的组织。李伯颜于11月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山东开展党的工作。12月13日到达济南,他找到同乡知己孙耀臣(济南军官学校学员,共产党员),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关系。李伯颜、孙耀臣接受省委关于返回莱阳创建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指示后,于12月18日回到家乡前保驾山村。回村后即进行党组织的创建工作。他们先组织起部分贫苦农民,对其进行革命启蒙教育,成立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然后在农协会员中物色发展对象,进行党的教育。不久,即以“钢胆、热心、沉着、慧敏”为条件,发展孙文合、孙凯山等6人为共产党员。12月26日,在李伯颜、孙耀臣主持下,成立了中共前保驾山村支部委员会。小学教员孙文合任书记,孙凯山任组织委员,林世卿任宣传委员。这是胶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李伯颜主持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后,为落实省委关于扩大党的队伍、组建县委的指示,立即前往莱阳东部的农村开展工作。1928年1月在万第镇水口村,与早期共产党员宋海秋等人接上关系。经调查了解东部的党员分布情况后,他不怕天寒地冻,冒着风雪,奔走于万第周围各村,与地下党员取得联系。2月,省委发出《关于征求党员的通告》,要求全省6个月内必须发展610名党员。按《通告》要求,李伯颜加快工作步伐,发动党员以走亲访友名义,到各村物色对象,加紧教育培养,发展党员。2月末,派宋海秋到党员数量多、斗志旺的石龙沟村,成立了党支部,宋式纯任支部书记。党支部成立后,党员很快发展到20余名,建立了3个党小组。3月上旬,淳于、田家灌、王宋等村先后建立了党小组。这时,莱阳东部已发展党员100余人。经过几天的酝酿筹备,于3月中旬,在水口村召开各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共莱阳县委,李伯颜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孙耀臣任宣传委员。这是胶东第一个县委。

  县委成立后,李伯颜始终把扩大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发动武装暴动、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不断把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首先着力发展党组织。县委把水口村作为党的活动中心,在蓝家庄、薛格庄、寨庄头、淳于村建立了4个地下联络点。使党组织很快发展到莱阳、海阳边区。为把党组织扩展到敌人内部,3月下旬,李伯颜与孙耀臣决定,派孙耀臣以军官学校学员身份打入地方军阀施中诚内部。由于孙耀臣的文韬武略超出施中诚的预料,入伍后很快取得施的信任,不久即被委任为参谋长。从此,孙耀臣以参谋长身份,以视察工作为名,广泛接触士兵,秘密发展党员。同时,李伯颜还派党员宋云程在县公署保卫团内发展分队长宋仁甲为党员,并由宋仁甲在县公署内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到5月初,全县已发展党员300余名。

  从1928年2月开始,李伯颜一边发展党组织,扩大党的队伍,一边以贫雇农为主体,继续壮大农民协会队伍。艰苦的岁月,县委领导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徒步往返各地,活动经费更无出处。县委书记李伯颜的办公室就在群众中,办公桌就是自己身上的挎包,走到哪里就工作到哪里。为了避开敌人的视线,他经常躲在深山密林里,有时挎包里的干粮吃光了,就靠山中的野菜和泉水充饥解渴。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提高革命觉悟,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便化装成教员或买卖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披星戴月,跋山涉水,深入到联络点和村庄,向群众陈述国耻,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介绍彭湃领导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李伯颜带领党员始终把立足点放在人民群众中,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莱阳东部和海阳西部地区的贫苦农民把他当作是农民运动的领袖、解除苦难的救星。通过他和广大党员夜以继日的工作,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很快遍及莱海边区。

  到4月,在田家灌、五处渡、迎格庄周围村,发展农协会员300余人。

  下旬,他派党员于振海、于典军到海阳西部,协同海阳党员,在30多个村建立起农民协会组织。到5月建立农民协会的村遍及全县,西至水沟头、义谭店、姜山,南至大夼、姜疃,北至南务、山前店,东至海阳西部,农协会员达2000余人。

  1928年初,山东督军张宗昌滥发军用票,引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农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李伯颜抓住时机,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胶东抗粮军,发展农民武装。指示各村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千方百计筹集枪支、大刀,发展武装。李伯颜亲自组织人员编印传单,揭露张宗昌及其莱阳爪牙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的罪行,号召农民加入武装组织。并在小院村召开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进行组织发动。这次会议主要是统一思想,解决如何筹集武器、发展武装问题。会后各村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积极行动,到5月初,抗粮军队伍扩大到700余人,有长短枪30余支。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发动,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不断发展,抗粮军队伍逐步壮大。但农民武装力量与当地军阀势力相比,仍处于劣势。李伯颜决定联合农民武装田益三、徐子山等部采取联合行动,武装攻取莱阳城。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队伍迅速扩大,抗粮军武装力量初具规模,武装暴动的条件日渐成熟。5月26日夜,县委在小院村西小河口夹河套,召开全县党组织和农民协会负责人会议。会上,李伯颜进行动员后,部署了攻城劫狱,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施方案。以鸡毛传牌为信号,高粱秆点火把,统一行动。宣布田益三为胶东抗粮军副总指挥,率部主攻东门,打开监狱,夺取钟鼓楼;徐子山主攻北门,策应田益三;李伯颜率莱海地区抗粮军主攻南门,占领县公署;前保驾山村党支部率西部地区抗粮军主攻西门,策应李伯颜;城内地下党员宋仁甲做内应;孙耀臣稳住施中诚队伍,使其不派兵增援县公署,并对主攻四门的战术协同配合问题,作了具体要求。同时,对攻城战斗打响后,立即在城外点烟火、放鞭炮以及呐喊助威的人也做了详细安排。就在大家热烈拥护攻城方案的时候,小院村党支部负责人赵百原突然提出反对意见,他以攻城时机不成熟为由,起哄发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疑惑不定。直到凌晨3点,反对派仍纠缠不休,搅得会议无法进行。李伯颜只好宣布休会,决定日后再议。

  会后,赵百原谎称本村党员干部留下开会,诱骗李伯颜参加会议。年轻的李伯颜身处险境而不知,对赵百原缺乏警惕和防范,被赵百原、赵洪恩、赵洪明、赵永思等人用腰带勒死,密埋于河套里。李伯颜被害时年仅23岁。

  在不知李伯颜被害的情况下,胶东抗粮军副总指挥田益三,按照李伯颜制定的攻城计划,于1928年6月11日,率部举行了武装暴动,占领莱阳城东门城楼,打开莱阳监狱,放出270名革命群众。国民政府莱阳县长王宝仁弃城逃跑。这次暴动在胶东开创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之先河。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胶东农村最早的革命活动”“中共胶东最早县委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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