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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上)

2016-01-13 10:30:26  来源:烟台市“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王 文

  “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流血是可以的,但不可流泪。我们要以王文同志的斗争精神去工作、去战斗……”,这是许世友司令员在王文追悼会上的讲话,台下每一个与会者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悲痛的泪水。1943年11月16日,年仅32岁的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主任王文同志,永远离开了胶东人民。他为胶东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

  一

  王文(1911 ~ 1943),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人,家境贫寒,学习非常勤奋,16岁便考入了绥德师范。王文在读书期间,受到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影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入绥德师范不久,就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在绥德师范发动的进步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斗争。由于他旗帜鲜明,不畏强暴,在与学校反动当局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很快被共青团组织接收为团员。同时,他的活动也引起了学校反动当局的注意。1927年7月,绥德师范被国民党查封,王文被开除学籍,武装押送回家。

  王文失学了,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下去,反而更增添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坚定了革命意志。他走东闯西,秘密打听,希望找到党的组织。1928年,他终于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李景林。在他的影响下,王文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1929年,王文和李景林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办起了一所学校,李景林当校长,王文当教员。他们在课堂上,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民众的觉悟,并在进步的学生中发展团员,建立共青团组织。学校办得很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

  1930年,王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全部心血用在了党的工作上。1933年,刘志丹领导陕北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王文在李景林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搞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广泛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从此,他离开家乡,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党的教育和革命事业的磨炼,使王文迅速成熟起来,变成了一位刚毅果断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

  1935年,王文24岁时,就担任了绥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的职务。1936年8月转任吴宝县县委书记,同年12月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10月,他又调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

  1937年,王文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时,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只身冒险到国民党统治区跟国民党专员进行谈判。谈判中,对方提出了20多个问题来刁难王文,王文毫不惧怕,从容不迫地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讲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目的,讲到合作抗日的伟大意义。对他们的无理质问一一作了解答,既使与会的各界人士心悦诚服,又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会后,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使米脂地区的抗日高潮迅速形成。

  二

  1938年春,王文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山东,山东省委又派他到胶东担任特委书记。他跋山涉水昼夜兼程,一路上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于同年5月来到胶东。这时,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刚刚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胶东特委领导的“第三军”正西上蓬(莱)黄(县)掖(县)与“第三支队”会师,部队迅速扩大,急待集训整编,实行统一的指挥;而国民党胶东的各级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也趁机招兵买马,抢占地盘,各据一方。胶东的形势纷繁复杂,问题极多。王文来到胶东后,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果断扎实的工作作风立即与其他特委成员一道,开始有步骤地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问题。

  1938年5月,胶东国民党张金铭部勾结焦盛卿、秦毓堂、刘东阳等纠集三千多人的兵力,向掖县根据地大举进攻,制造胶东第一次反共大磨擦。王文参与并领导了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激烈的军事斗争,挫败了张金铭的猖狂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随着各地抗日武装的蓬勃发展,统一胶东的武装力量成为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8月,王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亲赴掖县与“第三支队”领导人郑耀南等面商部队合编事宜。9月18日,“第三军”整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标志着胶东抗日武装力量的空前统一,也凝结着王文的辛勤汗水。

  1939年4月,王文亲自主持召开了胶东各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会议,认真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前段在组织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部署了胶东今后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使胶东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9月,胶东成立山东省第三军区,统一领导除原五支队外的各地方武装,王文兼任政治委员。1940年,胶东原“第五支队”编为山东纵队第五旅(简称“第五旅”),王文领导的第三军区又先后组建了三个团,仍沿用五支队的番号成为胶东的第二支基干化部队,王文在担任新的五支队政委期间,对胶东地方武装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王文尤为关怀和重视。1940年夏天,胶东区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到平(度)招(远)莱(阳)掖(县)的大泽山开辟根据地,他亲赴大泽山区观察周围的地形,调查社会情况,认真听取地方党委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先后派出了200多人的工作团,来重点开辟这一地区,使胶东半岛的西部有了一块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正是在以王文为首的胶东特委的关怀和指导下,胶东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许多为建设政权、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法令得以制定,根据地不断扩大并得到长时期的坚持和巩固。这期间,他还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狠抓了根据地内的各项经济建设,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出版了多种抗日报纸和刊物,组成了各种形式的文艺团体,使胶东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加紧了与胶东各顽固派的勾结,疯狂“扫荡”胶东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蚕食”、分割和“扫荡”,胶东区委根据上级指示实行精兵简政,于同年7月成立了胶东军区,同时成立了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王文任主任。他根据胶东区委的指示,提出并强调把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用人民武装,保卫人民利益;要处理好军队与地方、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他在1942年亲手拟定的《一年来财政经济工作的检讨》提纲中,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生产利益要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要照顾自己,照顾人民,今天尤应强调的是照顾人民。”他的提议得到各级党委的支持,受到了胶东800万人民的一致拥护。在胶东区委和王文的领导下,胶东根据地内实行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等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保证了军粮民食,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春季和秋季两次大“扫荡”,保卫了胶东抗日根据地,闯过了抗战中最艰难的一年。

  三

  1942年冬,早先患有胃病的王文,这时又染上了肺病。由于各种疾病的纠缠,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时常吐血,身体渐渐地消瘦。但他坚强的党性和忘我的工作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弱,工作更加积极认真。他的爱人和同志们不时地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着说:“我只有工作才能忘掉病痛啊!”从陕北一起来胶东跟随他5年之久的警卫员白光年深情地说:“王主任白天到各部队、机关去检查工作,连饭都顾不上吃,经常是边吃边谈。晚上回来看文件、写总结,有时通宵达旦不休息。煤油灯熬干了,把我叫起来到总务科去领,继续办公。他的身体是为革命累垮的啊!”

  1943年春,区委书记林浩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领导胶东党政军的重担,大都落在了王文的肩上。繁重的工作、艰苦的斗争和极差的生活条件,使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但仍然坚持党的工作。到8月间,他的病情日趋恶化,在组织的一再催促下,才住院疗养。即使在患病疗养期间,王文仍然关心着党的工作和人民的生活。

  他经常找有关干部到他病床前来谈工作,了解和处理各种问题。王文是一个视党的政策如生命的人。他常说,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不管是生产打仗,还是发动群众,主要是靠党的政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在1935年,王文在绥德领导反“AB”团斗争时,从蒋管区来了一个货郎,有的同志怀疑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把他抓起来,没收了他的东西,还要杀头。此事为刘志丹同志得知,严肃指出,敌人封锁我们,好不容易来个货郎,把他的东西没收了,还要杀头,这不是自杀政策吗?但主张杀货郎的同志还是坚持要杀。临刑前,王文闻讯火速赶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犯政策性的错误,一定不能杀,马上送交上级处理!”

  他身居要职,却从不要求额外照顾,不浪费一点公物。他亲自检查行署机关每月的伙食账目,不准为他多花一分钱。他身患重病,但心里总是牵挂着百姓和同志。在医院里每次去看望他的同志带点有营养的东西,他总是分送给住院的其他病员,或是拿到伙房里和大家一起吃。

  他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住院疗养期间,他盛情难却收下了行署机关同志为他募集的59元5角慰问金。他自己不但分文未花,反而又加上5角,凑足60元,捎给了灾区的灾民。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老马同志,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他得知后,便千方百计帮助解决。

  1943年11月的一天,王文把爱人叫到床前,勉励她:“为了我的病,你也耽误了不少工作和学习时间,将来我的病好了,让我们都好好为党和革命努力工作和学习。”在这深情的嘱托之后,不到20天他便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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