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1923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他是中国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近现代改良主义者，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提倡“富强救国”的启蒙思想家。

　　郑观应早年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受李鸿章委任，他先后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等职务。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修铁路。

　　1893年，一部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著作《盛世危言》终于出炉。《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其中就包括举办世界博览会，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据说，光绪皇帝读了，也大为赏识，诏命总理衙门特印二千部，分发京都大臣阅读。几年之内，这本书竟被翻印20多次，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行一时。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还提出了举办世博会，是中国主张办博的第一人。《盛世危言》中的《赛会》一篇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他不仅充分地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为什么要在上海举办呢？郑观应写道：“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甚至在上海举办的办法、经费等集款招商、辟地建屋的具体问题及解决的途径，郑观应在书中都一一想到。文中还提出具体的筹办步骤，先组织小会，逐渐推广，每岁扩充，以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裕民足国、致富通商，最后希望当事者“高见远识”，促成此事。

　　在3000多字的《赛会》篇中，郑观应叙述了从英国伦敦开创的世博会，以及后来法、奥、美、日等国举办的巴黎、维也纳、费城、东京世博会。他还详细介绍了当年(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包括世博会举办的内容、组织、占地、筹备、资金等都有详细解说。并阐述了他认识的世博会的重要性：“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他认为，世博会可以使“民之灵明日辟，工艺日精，物产日增，商务日盛”，“利国利民”。郑观应还在《盛世危言——技艺》附《振兴工艺制造说》(1900年刊行)中提出“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的四大策略，其中一策就是“设博览会以励百工”。他从1760年前的欧洲博览会说到英国的万国通商大会及以后的著名世博会。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实例。一百多年前，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一个国家展示自己昌盛国力的骄傲行动，而在那时的中国，它还只能是萦绕在郑观应等仁人志士心头的一个梦想。(郑红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