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昭日月 义炳千秋 ——纪念王懿荣殉国120周年

       

       自今年起上溯两轮干支纪年，即为1900年的庚子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事变。英、美、法、德、俄、日、意、澳等八国联军取道天津，攻进北京，直捣紫金城。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向西逃遁。留守京城的团练大臣王懿荣在城破失守、洋兵蜂涌而至、扭转败局无望的情况下，愤而投井，壮烈殉国。随他一起投井的还有王懿荣的夫人谢氏、大儿孀媳张氏，可谓一门忠烈。旷世壮举惊天地，泣鬼神。

       百多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王懿荣那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与国家民族共存亡的英雄行为。正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中国人民顽强崛起，奋力拼搏，经过半个世纪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终于使中国从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海中解脱出来，以东方雄狮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3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评论员文章，文中说“……陈天华、王懿荣为了向外国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惜蹈海或坠井自尽，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留下的爱国主义精神像丰碑一样，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他们将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所崇敬、所纪念”。

       王懿荣不仅是一位捍卫民族大义的热血壮士，他还是一位学识渊博，德艺双馨的文化使者。我们今天缅怀、纪念王懿荣，就是通过从不同侧面展现他的人生轨迹，让人们对这一历史人物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在继承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为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发挥有益的借鉴作用。

一、跻身仕途

      王懿荣1845年出生于福山古现村。其远祖是明代从云南戍边而来。到王懿荣这一代，已历十六世。几百年来，王家走诗书传家，科第进仕之路，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在明清两代，共考取进士27名，举人58名，贡生58名，秀才365名，成为福山第一名门望族。

       王懿荣的一生，也与科考结下不解之缘。

      18岁起应顺天乡试，未中。之后历经漫长的17年，七次赴考均未中。直到光绪5年35岁时始中顺天乡试举人。17年的赴考生涯，虽然历尽坎坷，但也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为以后的人生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光绪6年，王懿荣在北京参加会试，中为贡士，又经复试、殿试，最终以二甲17名进士及第。主考官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对王懿荣考卷的评语是“鸿文无范，旷世逸才”。（1）

      又经朝考，得一等第3名，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以优于进士的身份正式踏入仕途。

      光绪9年，王懿荣参加散馆考试，取得一等第26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官。

      光绪10年，任《大清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

      光绪15年，任己丑科直省乡试磨勘试卷官。同年参加御史考试，取得第一名，被授御史，晋侍讲衔，任庶吉士教习。

      光绪19年，任河南乡试主考官。

      光绪20年，参加翰詹（翰林院、詹事府）大考，获一等提名，升为侍读，获任“南书房行走”，同时任“国子监祭酒”。

      光绪21年正月，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王懿荣奉旨到登州办团练，以备抵御倭寇进犯。后因中日停战，团练解散。同年5月回京，继任“国子监祭酒”。

      光绪22年，王懿荣因母丧回家守丧3年。

      光绪25年回京，又被授予“国子监祭酒”。

      清代“国子监”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同时兼有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进“国子监”学习的学生被称为“太学生”。而“国子监祭酒”做为“国子监”的最高长官，被誉为“天下师”。

      清代“南书房”，在清初是皇帝与军机大臣商讨、议定国家大事的权力机构。至清末，军机处的功能被分离出来，“南书房”就单纯成为皇帝起居、养生、学习、进修的场所。“南书房行走”是专为皇帝提供服务和安全防卫的行政职官，由多人兼任，轮流值班。王懿荣还同时担任“汉日讲起居注官”，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言行。

      王懿荣三任“国子监祭酒”同时兼任“南书房行走”，正表明朝廷对他的信任和重视，也是对他高水平文化修养的认定。

      纵观王懿荣所经历的仕途，可谓喜忧参半。成功的背后也有着沉重的代价。王家先后有两人夭折，与科考有关。一位是王懿荣的前妻黄氏，嫁到王家15年，亲眼见着丈夫参加7次科考而全部落第，其打击如同身受。还有3个孩子待抚养，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使其不堪重负，到后来精神几近崩溃。“每遇重阳放榜日，夜半闻街衢有唱卖‘题名录’声者，辄以被蒙头，曰，‘此声凄凉，与秋风并厉，不可闻也’”。（2）黄氏始终没有听到有好消息传过来，最后抑郁成疾，不治而亡，时年36岁。另一位是王懿荣的长子王崇燕，他在乡试中取得举人身份后，在光绪18年参加会试时，在考场因紧张过度，急火攻心，引发大口吐血，不得不中途退出考场。从此一病不起，第二年去世，时年26岁。

       王懿荣的父亲和岳父均是朝廷命官，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但王懿荣拒绝当“啃老族”，他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拼出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天地。王懿荣生性聪颖，思路超前，考试答卷每与常规路子不同。18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房考官许涑文先生得公（指王懿荣）卷奇之，以北元（即第一名）请于主试者，未获允，而涑文先生遂不以一第争，坐是报罢”。（3）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一次机缘错过去，待伯乐再相遇时，已是17年后了。

二、奏疏履职

      所谓“奏疏”，是封建时期朝廷臣子们以上报公文形式对最高统治者汇报工作、反馈信息、请示问题的一种行政行为。通过“奏疏”，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参谋和咨询，以利于做出正确决策。这既是做为臣子的职责所在，同时也检验了奏疏者们应对各种局面、分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王懿荣进入仕途后，在任内写了不少奏章，对所奏事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被誉为儒家经典的《尚书》，曾因秦始皇焚书而一度消失。后来两次出现《尚书》文本，一是出现于汉代济南伏生之《尚书》，一是在孔子家墙壁中出现之《尚书》。两本《尚书》部分内容有较大差别，济南伏生版《尚书》被称为今本《尚书》，孔子家墙壁所出《尚书》被称为古本《尚书》。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古本《尚书》为名的另一版本也在市面流行，被学者指为伪作。因为《尚书》是儒家经典，被称为“经中之史、史中之经”，系历代科举取仕的必读科目。在清光绪之前一直以今本《尚书》为范本，而对古本《尚书》置之不用，主要原因就是担心被伪古本《尚书》所混淆，造成鱼目混球，误导学生。对此，清代学者孙星衍用二十多年时间，搜集前汉今古《尚书》文本及各家古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成三十卷本《尚书今古文注疏》，“不逞私臆，最称矜慎，守缺抱残，所录古文为真古文，所采古注为真古注”。（4）鉴于此，王懿荣特上奏朝廷，请将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采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做为规范课本，“通令各省督抚学政各官，嗣后凡遇大小考试命题至《尚书》一经，准其两本并用”。此奏章被朝廷采纳。王懿荣此举，对科学保护优秀历史文化典籍，合理挖掘继承中华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对治理黄河水患问题，王懿荣上奏《请速开马颊河分减黄流，以弭东患而卫畿辅》。（5）奏称黄河下游水患由来已久，而京畿一带地势东高北低，黄河“若不设法分减黄流，将来水性就下积渐之势，天津甚可虑也。近来山东连年决口，其为水大地高，自不待言”。而山东当下正在计划疏通徒骇河分流黄河水，但“徒骇河上游面宽不过三四十丈，且多淤浅，实不如兼用马颊河以分其势为益。尤大马颊河面宽有百数十丈，两岸屹立大段深透，但使培浅补缺、挑深增高即可畅流入海，两河并用，黄水自然分减”。王懿荣在此奏中针对宋代苏辙有关黄河“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因而影响一些人对“两河并行”有所顾忌，指出“古河未有不两行者，禹疏二渠，为万世法”。为此“祈饬直隶、山东两省，会同勘验，相度形势，如属可行，使徒骇与马颊同时并挑，从而使东流既畅，北徙无虞”。王懿荣此奏对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根治黄河水患有重要参考价值。

       1894年8月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内一片哗然。而此时正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廷原计划耗资三千万两银子为慈禧大办寿庆。从故宫到颐和园十几公里沿途点缀景观，搭设经坛、戏台、彩殿、牌楼等。组织僧道念经，戏班演戏，供她沿途观览，名之为庆寿“点景”工程。大办寿庆与国家吃败仗的气氛极不协调，朝野内外不乏反对声浪。这时，王懿荣会同李文田、陆宝忠、吴树梅、张百熙、张广黼、曹鸿勋、高赓恩等八位大臣联名递上奏折，“吁请暂停点景”。（6）以在当前形势下“不宜铺张”，况且“闻有倭人行踪诡秘，津沽内外不乏华奸来都城，恐生肘腋”等为由，吁请停办“点景”活动。致使朝廷采纳了这个奏议，“点景”工程作罢。劝止寿庆“点景”工程，也体现出王懿荣等群臣在大事大非面前，抛却个人得失，从国家大局出发，逆势而上，直言劝谏的文人气质，是很可贵的。

       中日甲午之战，对朝廷拟与日本和议一事，王懿荣持反对意见。他在上奏《详度夷情审量时局疏》（7）中劝谏“皇上勿轻许（和议）也。何以言之？我之虚实，彼已知之。彼之所缺者，钱耳。和议猝成，巨款存至（日本），输将逮半。而秣厉重来，挟我之资，便以攻我，近则半载或数年，中国无安枕之日，是益粮而资之盗也。”王懿荣的这段话说白了，所谓和议，就是认输，就是你把钱送给强盗，等于送饭给强盗吃，强盗吃饱肚子，会继续来抢。这样，中国就没有安稳日子了。正确的做法，应是“大兵云集，励精士马，厚积军火，肃清海隅，使其畏服，切誓有不敢再犯之心”。遗憾的是，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决策者的重视。最终和议既成，签了《马关条约》，中国既割地又赔款，致使日本得寸进尺，养虎为患，酿成了后来几十年间更加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事态的发展，果然被王懿荣所言中。

三、编书著述

       中华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源于它有丰富的典籍、浩瀚的文献，有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一脉相承的传承机制。同时，历代文人学者、有识之士也在绵绵不断地挖掘、整理、补救、填充中华文化宝库。王懿荣就是一位热衷于此道的践行者。王懿荣一生承编的文化典籍、撰写著述等不下数十种。从内容上分，大体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典籍史料丛书类；二是金石文字鉴定考据类；三是奏疏、经进稿等规范性文体行文类。

       王懿荣主编或参与承编的文献典籍、史料丛书主要有《大清会典》《承华事略补图》《天禄琳琅补编》《海岱人文》《天壤阁丛书》《正读亭诗》《福山王氏传家集》等。

       金石文字鉴定考据类，主要有《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天壤阁杂记》《攀古楼藏器释文》《翠墨园语》《晚清二十三家藏器目》《古泉精选》《石渠瓦斋藏瓦》《廉生钱谱》《王廉生藏印》《古泉精选拓本》《王廉生书札》《求阙文斋文存》《福山金石志残稿》等。

       奏疏、经进稿等有《王文敏公集》《王文敏公遗集》等。

       除上述内容外，王懿荣还为各种诗文典籍、著述辑录、金石碑拓、书画鉴赏等撰写序、跋不计其数。

       《大清会典》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个朝代所修典章的总称，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汇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行政法典。王懿荣入仕不久即被任命为《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自他40岁起至54岁，兼职帮办历时十几年。在《大清会典》全书编辑过半的时候，由《大清会典》总裁大学士上报朝廷予以奖励，王懿荣被“赏加二品顶戴”。（8）

      在《大清会典》编辑即将完成时，王懿荣又向朝廷建议续修《四库全书》，补充乾隆朝以后新形成的文献。因是系统工程，建议“重开《四库全书》馆，所修之书遵前例，外省采进分派编校，各撰提要，总裁阅看。各成一类，辄尘御览。将来国史诸志亦借此取材。”（9）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御批“待《大清会典》完成后，由翰林院奏办”。

      《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辑录的是国内现存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资料。王懿荣编辑两书历时20多年，仅《南北朝存石目》“始自壬戌（1862年，时年18岁），迄至辛巳（1881年），前后19年。”（10）两书共考存记录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石刻遗存一千余种。先后有潘祖荫、陈介祺、吴大瀓等十余位著名金石研究学者参与了此书的“往返商榷、探索校正、考定违合”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做到所录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

       《王文敏公集》辑录了王懿荣在任职期间向朝廷奏报的经进稿、奏疏稿数十篇。以其“所韫既厚，信笔抒写，皆翔实典雅，坚重密栗”（11）的文笔赢得了帝、后的赏识。王懿荣先后奉旨为大学士宝鋆、大学士闫敬铭、太子少保李成谋等已故朝廷重臣撰写祭文、碑文。尤其是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去世后，朝廷特命王懿荣为其撰写碑文。醇亲王奕譞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身份特殊，地位显赫。在翰林院文人扎堆的地方，能够独领风骚，承担此项任务，既是对王懿荣的信任，也是对他文才的认可。

           

四、稽古鉴真

       王懿荣多年来在京城除温习功课，参加科举考试外，他最热心的就是鉴赏考究中国古代文化。“钩稽年代，补正经史，搜先达之所未闻，创先贤之所未解，爬罗剔抉，名噪海内”。（12）同时期金石学家樊增祥赞其“笃嗜金石，精于考订三代（夏商周）以后彝器、泉币、铜玉、陶瓦、碑刻之属，广搜博识，于其真赝灼然也。宋元以来迄于本朝之精钞旧椠，目览手校，靡所不窥，凡版本之佳恶，点划音训之淆伪，钩考祥察，洞若观火。厂肆（北京琉璃厂）诸人奉为严师”。（13） “得公一言，引为定论”。（14）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评价：“在北京，王懿荣确实是最有声望的金石专家”。（15）

       《尚书》（古本）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两千多年来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而王懿荣却通过仔细考究大篆文字结构，指出《尚书、大诰》篇中的“文”字被错译成“宁”，《大诰》中的“宁王”、“宁武”应读为“文王”、“文武”。此系古人把大篆“文”字错译成“宁”字所致。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因为二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对该书中的“宁王”、“宁武”不解其义，经王懿荣这一纠正，词义顿觉通畅。对此，金石学泰斗陈介祺高度评价王懿荣的这一诠释。他在致潘祖荫的信中说“《尚书》其文之古者，唯吉金文可以定之，吉金古文唯《尚书》可以通之。福山王廉生农部懿荣书来，谓《大诰》‘宁’王、‘宁’武皆古文字作‘文’之伪。则‘文王’、‘文武’说极为有见”。（16）

      陈介祺与王懿荣是姻亲，陈长王一辈。翁同和，潘祖荫是王懿荣的业师。陈介祺自诩藏“陶文三千种，印篆一万方”；翁同和藏书富甲海内；潘祖荫收藏古彝器之多，尤以收藏“大盂鼎”闻名遐迩。这三人与王懿荣在鉴藏领域交往甚密，书信往来频繁。同时期在金石鉴藏文化方面与王懿荣交往甚密的还有张子洞、缪荃孙、吴大瀓、吴式芬、陆润庠、曹鸿勋、盛昱、端方、胡义赞、鲍康、匡源、赵之谦等一批或师或友的文化名流，这批人处在当时国内研究金石文化的金字塔顶端，王懿荣置身其内，乃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焉能不出名。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是在1899年。一次，王懿荣因病到药店抓药，通过对药品“龙骨”残存的碎片，辨识出人工锲刻的痕迹。又闻“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地方发现殷代卜骨、龟甲甚多，上有文字。估人携至京师，公（王懿荣）审定为殷商故物，购得数千片。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17）   

       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有文字信息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使现代人们见到了孔子当年所未见、许慎当年所不知的古老文字，对古汉语的研究提供了切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惊世骇俗的一件大事，而王懿荣作为发现、购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功不可没。

五、嗜迷收藏

       逛厂肆、购古物是王懿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散署后，必阅市，时有所见”。（18） 对中意物件，必购于怀中，不使错过。对此，其前妻黄氏夫人与王懿荣持同样观点。她认为“明珠白璧，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惟此种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王懿荣在利用去四川省亲的路上，一路走，一路寻访采购古物，收获颇丰。为此，特撰《天壤阁杂记》一文，详细记载此行的购藏活动。

       纵观王懿荣的收藏，涉猎广泛，门类繁多，且有不少传世精品，甚至孤品，为同业界所称道。

       善本书，有宋版《史记》、宋版《白虎通》、宋版《汉书》、明版《锦绣万花谷》、木刻版《初学记》等堪称珍品。所藏《东古文存》一书，记载二千年前古朝鲜与东汉至隋各朝往来书令、表诏公文等13篇，行文内容涉及高句丽当年以从属国地位向中国奏报有关事项，以及中国朝廷的回复、批答等，极具史料价值。

      碑贴善本有汉《曹全碑》《乙瑛碑》、欧阳询《九城宫》《皇甫君碑》、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李邕《岳麓寺碑》、《智永千字文》、欧阳通书《道因法师碑》等皆为早期珍贵拓本。

       古陶器收藏，因王懿荣得“太室真埙”而著称。陈介祺称古埙“此器出土有四，王廉生得其一，郑盦尚书得其三，形如雁卵鸡卵，有孔六，土质脆薄，乃得流传两三千年后，一旦遇之，当非墨林一大快事哉？！”（19）

       在陕西路上寻得“王莽十布（古钱币）”。“至此蓄志二十年，十布全，惟有极精、极漫者，然皆真品也”。（20）

       在四川省亲期间，寻得“二十四字汉砖”。砖字之多为世所罕见。王懿荣得此汉砖一事被载入四川省《新繁县志》。志曰，“吾繁出土之吉语砖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兄弟；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共二十四字。自来金石家著录汉砖无如此砖字之多而精者。初为东郊耕者犁田所得，不止一品。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游繁，见之诧为异宝，因携数品以去，此砖遂传海内”。

       甲骨文的购藏，王懿荣自1899年起至1900年分几批共收1500余片。得益于潍县古董商人范春青。《潍县志·人物艺术本传》载，“范春青，范家庄人，好贩鬻古器。与弟怀青游彰德小屯，屯人出龟甲相示，青春以钱数千购得四十片，去京师，谒王文敏懿荣，以厚值偿之”。（21）

       王懿荣家境并不富裕。除保持家庭基本生活开销外，他把几乎全部财力用来搞收藏。“处极窘时，则典衣以售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22）一次，“在厂肆见高邮王氏藏书出手，故质衣得百余金物，抵嘉靖本三札。精完自喜也”（王懿荣致陈介祺信）。王懿荣曾有诗曰：“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隆福寺归夸客夜，海王邨暖典衣天。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为钱。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王懿荣20岁时，因其岳父黄熙庭捐办天津海防有功，朝廷给了王懿荣一个户部主事官虚衔，挂名候缺。但一直没有安排具体任务，所以也就拿不到俸禄。这一窘况达十七年之久。诗中所说“廿年冷宦”即指此。诗中所说隆福寺、海王邨是当年京城有名的古玩交易集散地。所谓“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为钱”，在王懿荣看来，对先世、长辈的孝，在于有远大志向，能施展抱负，使之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才是最大的孝。基于此，金钱并不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而“书中自有黄金屋”。王懿荣这首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人生态度。

       然而日积月累的负债经营，以致债台高筑，王懿荣背上的包袱愈来愈重，不能自拔。他在给堂弟王鸿发的信说，“积欠有利息者二万余金（银子），又岂一学差所能了结耶”。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庚子之乱，王懿荣殉国后，人们正忙着筹办“王懿荣家祠”，这才发现锡拉胡同11号这所房子已经不属于王家了，早已被王懿荣抵押给了“敏达之后”。“公子崇烈极力补值，以两年之久始克赎还”。（23）王懿荣嗜迷收藏，倾其所有，真的是倾家荡产了。

六、书法名世

       王懿荣书法在晚清独树一帜。以其深厚的功力，独特的艺术风格颇受人们瞩目。陆润庠评其“书法一端，刚健清华，无美不收，亦实足以传世。字里行间，犹凛凛有生气”。（24）

       王懿荣书法楷、行、隶、篆诸体皆精。他的楷书以颜体为范，取法颜真卿《多宝塔》。以其字体端庄大方，雄健沉稳，结体规整为基本特征，最适宜于庄重肃穆之场合。现存《丁公墓志铭》书法是其代表作。隶书宗汉《乙瑛碑》，以逆锋用笔，结体趋于方正，又左伸右展，波笔常有较大挑势，使之形态飞动，极具质朴厚重之感。现存浙江瑞安孙怡让纪念馆有王懿荣隶书匾额“百晋陶斋”四字，笔力遒劲，古意荡漾。篆书，大篆拟“石鼓文”，崇尚上古遗风，结体规整，线条圆韵保满，既有钟鼎遗韵，又具前秦气概。小篆循邓石如一派，中锋用笔，如棉裹铁，毫刚而墨柔，呈体方而神圆之妙。黄海数字出版社2012年版《王懿荣先生书作集》中辑录了王懿荣各体书法作品一百余幅，从中可以领略王懿荣书法的基本特征和艺术风范。

       王懿荣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朝代的变更，也带来书法、书体的演变。他认为“宋四家纯以欹侧取势。大约唐中叶以后直至今，楷书久绝矣。秦去而篆书绝，汉去而分书绝，唐去而楷书绝矣”。（25） 唐以前文字书写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适用面窄，因而文字结体复杂，书写速度慢。至宋以后，文字应用范围逐渐扩大。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字书写效率相应提高，因而有利于加快运笔速度的“欹侧取势”也就应运而生了。及至明清，书法愈来愈趋向于流畅、率意、纵情发挥，书法面目也就更加多样化了。

       王懿荣书法以其深厚功力、极具品味而深受人们喜爱，他所到之处，必受托请留下墨宝。光绪6年，王懿荣在四川省亲期间，与成都龙藏寺方丈含澈和尚结为挚友。含澈和尚尤爱王懿荣书法，特邀王懿荣为该寺书写“大朗请封奏折碑”碑文。该碑高三米一五，碑文五百余字，王懿荣以楷体书写，一气呵成，可谓洋洋大观。

       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极力推崇王懿荣书法。多次请王懿荣为其书写条幅、横披，为书画作品题写跋文等。一次，在给王懿荣的信中说“昨午于清卿（吴大瀓）斋中得读大作《好古赋》，笔意沉厚，气势横溢，不减唐贤韵致，令人叫绝不已也。乞为书横幅并题原起，以张座右，闲时讽诵，如松源流水，快何如之。敬此奉求”。

       入值南斋后，王懿荣书法备受帝、后青睐。“尚方贴落（26），所需其章幅较大者，孝钦皇太后（慈禧）必降口敕，‘令王懿荣书’”。（27）“特命恭写御屏风，恭代御笔，日极其多。或奉敕书于私第，或一日再入宫廷”。（28）“自月之初吉，奉懿旨派各写大行楷册页一本，约二十开，我是三十开。旋又赶写湖苑仁寿殿贴落五六十件。我与尔陆（润庠）年伯分任大幅高一丈、宽一丈七尺之横披”。（29）慈禧太后善画工笔花鸟，王懿荣多次为其“恭代御笔”题诗署款。养心殿是光绪皇帝办公的地方，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殿堂竟挂着王懿荣为其书写的三幅中堂，均为六尺宣纸或六尺对开大幅。而“两宫奖励时有传宣”。帝、后先后数次奖励给王懿荣“福寿”、“松寿”、“荣庆”等大字条幅和刻署“慈圣御赐”的夔龙纹起首印章5枚。（30）

七、文人风骨

       王懿荣虽然是一名文职官员，但在国家民族面临重大变故的危急关头，竟然能够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不顾，投笔从戎，迎难而上，誓与国家共存亡。体现出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身先士卒，保家卫国的优秀品质。为人们所称道。

     主动请缨，申办团练

     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日本乘机占领了辽东半岛、威海等地，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王懿荣此时上奏朝廷，请求回原籍登州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参与抵御倭寇。得到批准后，王懿荣迅速赶往登州，筹办调度登州十县办团练事宜，并逐个县进行视察、指导。在视察中，认为黄县的做法值得效仿：五万余户居民全部按要求编入保甲，村成立分团，社成立总团。各级团练均有专人负责组织操练。并制定有关章程和规定加以实施。所需经费由商绅筹集。按照部署，其他各县均在积极推进中。及至莱阳，县令徐宝贵出于对王懿荣抗倭行为的敬佩，把自己珍藏的当年戚继光抗倭时使用的宝刀赠给了他。王懿荣甚为感动，更坚定了他戳力抗倭的信心。并为此写下《宝刀歌》长诗一首，以抒胸怀。（31）

       团练中止，经费返还

       甲午战争最终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结束。和议既成，团练也随之告一段落。王懿荣壮志未酬，深感遗憾。他虽然无力扭转大局，但也希望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出一份力。他的做法是，把朝廷发给的办团练经费二千两银子全部退还。他说“库币馈乏，吾奉命阅数月之久，所奏调各员、派委各营哨、历登州各属地、川资之费、粮饷马乾之需，皆奉旨所允行。而终未为国家出一力，吾不敢累国家以度支也”。（32）王懿荣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当前国家财力紧缺，拔给的经费虽然在上述各项中已经消费了，但团练既然没能为国家出力，也就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了。他决定自掏腰包，把这笔经费退给国家。王懿荣的这一举动得到了他母亲谢太夫人的赞许和支持，谢太夫人把自己的衣物首饰拿出来变卖，做为补充。她说“吾衣饰岂吾家所有？国恩之余也。以国家所赐，复为国家所效之，吾何憾，汝勿以累为念”。谢太夫人的深明大义、慷慨义举，令人敬佩。

       掘井备用，国难止水

       庚子（1900年）五月。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会同五城御史率弁勇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亦按时启闭，以靖闾阎”。（33）当时京城的局面是，清政府与西方国家驻京使团矛盾尖锐，而国内适逢义和团兴起，清政府便借义和团之力对抗外国人。义和团进京后，打着“扶清灭洋”的招牌，既杀外国人，也杀信洋教、用洋货的中国人，致使城内社会秩序大乱。而此时西方八国组成联军与中国开战，攻破天津，直逼北京。王懿荣就任团练大臣后，日夜操劳，布置巡防，“往往夜漏三下，未及就眠，心力交瘁，殆难言喻”。（34）然鉴于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以及义和团所谓“刀枪不入”，靠“呼唤天神”、“诅咒做法”来驱赶敌人的荒唐做法，王懿荣深感焦虑。“于帝、后召见时，沥陈情状。而九重（帝、后）始知‘邪说不可尽恃，外侮不可轻启。’然而战时已忧，莫由补救”。（35）王懿荣自知情势危急，逐作后事准备。“京寓有井，井穴宽深倍于寻常，列横石于其上。六月间，公及谢夫人知京师必危急也，率仆媪启横石而察之，复觅工凿之使大，意以是为止水（即死于井中）之计。公与谢夫人熟商，城破必死”。（36）七月二十日，洋兵攻进北京，二十一日王懿荣得知帝、后已离京西去，遂谓谢夫人曰“吾可以死矣”。即率先投入井中，谢夫人与大儿孀媳张夫人相从投入井中。一代鸿儒就这样悲壮离去，时年56岁。

      主辱臣死，绝笔恒心

      王懿荣在投井前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记”。在封建时代，国君就是国家的象征。国君、国家是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所谓国君的忧患就是国家的忧患，国君的耻辱就是国家的耻辱。王懿荣认为，做为君王的臣子，为君王排忧解难是份内的事。而当君主忧患之时，不能为其解忧，这是做臣子的耻辱；当君主受辱之时，不能为其雪耻，那么只能以死来谢罪了。这正是“受宠于君恩，置生死于度外；悲恸于国难，表忠义于职守”。王懿荣不愧为一代名臣忠良。

八、瞻仰纪念

      王懿荣殉难后，当年九月初八，清廷下谕旨“二品衔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敦品绩学，持躬清正；侍从南斋，叠承恩眷；平日夙怀忠义，思济时艰。本年七月间临难捐躯，从容就义，洵属大节凛然。加恩著追赠侍郎衔，照侍郎例赐恤。其妻谢氏及长子妻张氏同时殉难，忠烈节义萃于一门，允宜特予褒扬，以彰贞节。王谢氏，王张氏均著准其旌表”。九月二十四日予谥“文敏”。（37）

     对王懿荣的为国捐躯，人们无不为之悲恸和惋惜。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他的追思和悼念。

      致挽词、赋诗

      光绪皇帝祭词，“……奋雄心而敌忾，义不偷生；考彝典以摛文，恩宜特沛”。

      袁世凯为王懿荣撰挽联，“五经无双，学者仰之若山斗；三节如一，大义凛然为日星”。

      著名政要阮忠枢致挽联，“为天下师，四海英才归教育；表岁寒节，一门忠孝荷褒扬。”

      张子洞为王懿荣撰五言长诗，“……楚毒备三死，所求臣志伸，绝笔卅八字，劫焰不敢焚”。

      翁同和赋诗，“赤眉碧眼互睢盱，此事苍茫近代无。死节死忠同一哭，千秋风概是吾徒”。

      康有为赋诗，“儒雅风流国子师，意园品画忆当时。联茵永失论文友，赠扇总怀送别诗。数字（指王懿荣绝命词38字）君臣存大义，百年交旧有悲余。应同乃木留遗笔，长挂辟雍松柏枝”。

       建“王文敏公祠堂”

      庚子之后两年，由王懿荣次子王崇烈在京城寓内整理完工，将寓所改造为“王文敏公祠堂”。院中正屋“前厦为公祠宇，公夫人及长子妇祀于夹室”。院内古井旁建一碑亭，立“王文敏公殉难处”石碑、光绪皇帝“祭文碑”。

      国子监韩文公祠配祀王懿荣神位

      由当时国子监诸太学生倡议，感念“公在时持躬清正，训迪勤劳，视诸生如子姓，感谓愧无以报，乃合词吁请于朝，配祀公于成均韩文公祠。成均堂司据情入奏，得旨允行”。（38）

       北京宝应寺为王懿荣设神主牌

       北京宝应寺为山东登莱籍人士捐资购置义地所建，主要为当时在北京的山东人寄存灵柩服务。曾因寺内不法僧人倒卖寺产土地，一度亏空。光绪12年，王懿荣接手此事后，采取疏理账目，追讨流失田产，撤换管理人员，建立规章制度等措施，使寺院恢复了正常秩序。王懿荣的辛勤努力，得到了登莱籍人士的称赞。王懿荣殉难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寺院辟出西厢房设立王懿荣神主牌，并树功德碑以资纪念。碑文载“……庚子之乱，都城失守，文敏公及其夫人率孀媳投井以殉。洋兵据城经年始退，（京城）庙舍半遭焚毁，而此寺独全。谓非文敏公之忠魂默为呵护者欤。（登莱）二郡绅商感念弗忘，于寺内西室立文敏公神牌。时在光绪29年5月”。

       

      建王懿荣纪念馆

      1989年在王懿荣家乡福山区建立王懿荣纪念馆。初期馆址设在原福山慈善会旧址，后迁至盐场村。2014年迁至城南青龙山新址。王懿荣纪念馆以大量文字和实物资料系统地展示、介绍了王懿荣的生平事迹，通过展览以追思先贤、启迪后人。

      举办纪念活动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中国社科院殷商文化学会、烟台市、福山区等牵头，围绕王懿荣发现甲骨文90周年、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等历史节点，举办大型纪念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进行学术交流、专题研讨、参观考察等，从而使纪念王懿荣的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20年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我们的祖国正奋进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程中。今天我们纪念王懿荣，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那德艺双馨的艺术才华、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操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来指导和激励我们完成新时代所赋予的各项任务，为把伟大祖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让我们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努力。

      谨以此文纪念王懿荣殉国120周年。

注：

（1）《图说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第81页

（2）（18）王懿荣《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王懿荣集》第90页

（3）（8）（17）（28）（35）（36）（37）《王懿荣年谱》

（4）王懿荣奏疏《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王文敏公遗集》卷二

（5）王懿荣奏疏《请速开马颊河分减黄流以弭东患而卫畿辅疏》《王文敏公遗集》卷二

（6）王懿荣等《奏为讹言可虑，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以清肘腋，而弭不虞恭折》《王文敏公奏疏》

（7）王懿荣奏疏《详度夷情审量时局疏》《王文敏公奏疏》

（9）王懿荣奏疏《〈四库全书〉恳恩特饬续修疏》《王文敏公遗集》卷二

（10）王懿荣《南北朝存石目叙例》《王懿荣集》第81页

（11）（12）（27）樊增祥《王文敏公奏疏》序

（12）（22）（32）王崇烈《王懿荣暨妻谢氏、长媳张氏殉难讣闻》《图说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第21页

（14）吴士鉴《王文敏公集》序

（15）李学勤《王懿荣集·序》《王懿荣集》序第8页

（16）王恩田《王懿荣与金石学》《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00周年论文集》第63页

（19）陈介祺《簠斋论陶》第61页

（20）王懿荣《天壤阁杂记》《王懿荣集》第257页

（21）《图说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第101页

（23）（38）樊增祥《王文敏公祠堂记》

（24）陆润庠《王文敏公与李子丹太史书》序

（25）王懿荣致潘祖荫信札

（26）“贴落”：是指镶嵌于殿堂墙壁上的书画作品。

（29）王懿荣致王崇烈信札

（30）刘铭伟《王懿荣先生书作集》第159页

（31）吕伟达《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第158页

（33）王懿荣任京城团练大臣谕旨《图说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第164页

（34）吕伟达《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第173页

信息来源丨福山书法微信号

责任编辑丨程谟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