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在线网8月6日讯(通讯员 焦光绪 赵洪超)光绪二十二年(1894)，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击沉运送清军的商轮“高升”号，全船官兵700多人死难。同日，日本陆军向驻屯牙山的清军发动攻击，挑起了战争。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战争正式爆发。战火燃遍朝鲜全境，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同时告急，北洋海军又在黄海海战中受到重创。面对危局，时为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忧心如焚，焦灼地关注着战争的进展。他虽是一介书生，且年届半百，但看到国家多灾多难，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御敌报国之志日益坚定。他多次上书建言，就军情、布兵、用人、筹饷等奏呈皇帝，其情之殷、其心之忠、其意之切，跃然纸上。
九月一日(9月29日)这一天，他连上三折：《皇太后万寿，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时势孔亟，请召用亲贤疏》，还有偕同王文锦、吴树梅联名奏上的《请召用恭亲王疏》。
这年的十月初十(11月7日)是慈禧太后60大寿。尽管战事吃紧，但清廷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忙于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就挪用海军经费和其他款项重建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并于二年后改名为颐和园。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8)成军之初，总吨位27400余吨，是日本海军的两倍，中国海军的实力占有明显的优势。由于慈禧化巨资整修颐和园和进行三海工程建设，大大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给海军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北洋海军自成军至甲午战前，未添置一艘新舰。王懿荣对清廷无钱办海防却有钱忙于庆典，尤其是不顾战事吃紧继续操办庆典，很不以为然。他上疏要求“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皇太后庆典不一定非得在国家安危之际操办，可等打完仗以后“随时补行，何时非万寿之时，何日非祝愿之日”。别人忙着趁庆典之际讨好慈禧，而他却不知趣地要让太后扫兴，直言敢谏，冒死陈词，足见其忧国忧民的忠心与赤胆。在同一天递上的另两道奏折中，王懿荣提出要召用亲贤，主张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訢，上佐皇帝，下孚众望。十一月初四日(11月30日)，王懿荣奏上《详度夷情审量时局疏》反对轻许议和，主张坚决抗敌，他相信如果轻言议和，偿付巨额赔款，必然使敌人“挟我之资”而秣厉重来，“是益寇粮而资之盗也”，而国家将不得不用财政的一半用于支付赔款，从而有内溃之患。这道奏折表达了他坚决抗敌的决心。
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日本从国内调派一支军队抵达大连湾，与入侵辽东半岛的部分日军汇合成新的军团，以大山岩为司令官，共计2万人，由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掩护，攻击山东半岛。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1895年1月18、19日)，日本海军派“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驶到登州(治所在今蓬莱)海岸，对府城进行炮击，并击中了蓬莱阁。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攻陷成山和荣城县城，包抄威海卫后路。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兵与敌在枫岭、桥头等地交战，威海卫后防诸要塞全部落入敌手。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向威卫南邦诸炮台发起进攻，同时联合舰队从海上发起攻击。眼看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家乡，王懿荣愁虑仿徨，眠食俱废。他上疏请求回籍兴办团练以抵御倭寇。他在奏折中指出：自己的老家福山地处滨海，距威海百八十里，是渤海南路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一失，大局瓦裂”。胶东半岛军事防御力量薄弱，虽有山东巡抚李秉衡公忠廉介，坚持抗敌，但因上任不久，兵力单薄，武器陈旧。“淮军水师倚恃李鸿章，不遵该抚约束”，因而导致了荣成失陷之事。日军侵略山东半岛，使包括自己的73岁高龄的老母亲在内的民众十分惶恐，必须稳定人心。自己十六七岁时曾随父亲办理登州海疆一带团练，有一定的经验和旧关系。现在时值国家危难之际，惟有恳求皇帝准许他回籍“会同抚臣办理团练，兼事招募”。他还指出，眼下军情紧急，刻不容缓，“非有得力军干，迅速赴援，不足济急”。因此建议皇帝派自己的堂弟、陕西永兴军记名提督王鸿发驰援威海，以解威海之围。他还奏请皇上恩准莱阳籍的翰林院编修王土序，黄县(今龙口)的族兄翰林院检讨王守训，荣成籍的前宿松县知县孙葆田等一起前往胶东，协助自己办练团练。同日，王懿荣的妹夫，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向朝廷建议，在“孤军恐难久持，援军缓不济急”的情况下，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晓谕荣成、登州一带居民，各集团练义勇，协助官军击倭”。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令李秉衡催促地方文武赶紧办理，同时允准王懿荣回籍办团练，同时颁发饷银2.5万两，以作筹备之资。
王懿荣接旨后，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95年2月13日)承领所需银两后，于二十二日(2月16日)由京城束装出发，立即赶回原籍。他在回登州途中沿路考察直隶及山东各州县举办团练的情况，并随时向朝廷奏报。经过长途跋涉，抵达莱州府，面见山东巡抚李秉衡。至此他才知道威海已经失陷，北洋海军于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他刚离开京师时已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参将杨用霖等自杀殉国。王懿荣不顾旅途劳累，与李秉衡商谈布防和巡视团练有关事项，在十几天内巡视了登州所属十县团练巡练情况。在蓬莱阁北山炮台视察结束后，他亲笔题写了《郓城夏公印辛酉字庚堂德公牌》，表彰提督夏辛酉率守军向日三舰发炮轰击，使“吉野受此一惊，急旋舰身躲避”的事迹。
王懿荣行经莱阳时，知县徐桂宝对他回郡抗敌的事迹感到钦佩，将自己珍藏的戚继光当年抗倭时所用的宝刀赠给了他。王懿荣从小就敬仰戚继光这位同乡的抗倭名将，童年时即爱读其《练兵宝纪》、《纪效新书》等兵书，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翰林院供职时，特将翰林院所藏戚继光的《止止堂集》送交山东巡抚张耀在济南重印，并撰写了《重刻戚继光毅公〈止止堂集〉》。如今又得到戚继光用过的这口宝刀，惊喜之情难以自抑，在给王守训的信中称：“在莱得万历十年戚武毅所造刀，此是刻《止止堂集》之报也。”他写下了《戚武毅公宝刀歌》。
王懿荣奔走各县，积极联络、多方筹措，完全有可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民团武装。他感受到了家乡父老同仇敌忾为使“吾郡冢墓不至沦入异域”而不惜死丧的豪情，他认为“人心甚齐，最为可用”。民心可用，这是抗敌御侮，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健与根本。但清廷统治者无视人民的力量，避战逃战，派员乞和，下令李鸿章签署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砍地泪纵横”。王懿荣悲痛欲绝，以刀砍地，恨声连连。民心可用，清廷却弃之不用；宝刀可以杀敌，而今锋芒何向？！自己希望指挥民团象先贤那样保家卫国，但看来是报国无门，只能徒叹山河破碎了。此番请缨抗敌虽未能如愿，但他抗敌御侮的决心与豪情依旧未减，随时准备再次赴汤蹈火。
王懿荣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冒着寒冷，经长途跋涉回籍办理团练，但壮志未酬。《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其组织民团御敌的愿望落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1895年5月17日)，他接到朝廷于十八日寄出的上谕：“和议已定，勿庸招募，立即回京供职。”二十七日(5月21日)，他向朝廷请假两个月，回福山省亲。
王懿荣准备回籍办团练时，接到东海观道刘含芸飞函相报，于是年正月初三(1月28日)专轮接他母亲谢太夫人赴南京，到他的妹夫张之洞的两江总督任所。甲午战争结束后，张之洞派人迎接。他在致张之洞的信中表示，家母在南京居往数月，“往返乘资，坐耗清俸，应不下千金”，这次请假在家，也有时间去南京亲自将母亲接回，“惟限于资斧”，囊中羞涩，又不好意思再让张之洞破费，故只好作罢。他在信中还提到，此次回籍办理团练，户部省库银2.5万作为团练月饷，丝毫未动，只是作为筹备费用2000两部支银已全部花完，而且还赔上500余两，是向故里乡亲借贷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表示赠给千金以弥补夸空，但他表示此行是赴“急难”而非“谋差”，加以谢绝了。谢太夫人到家后，王懿荣将办团练之事向母亲作了秉告。其中提及了缴还户部饷银之事。他提到三个月奏调人员等事，已将部支2000两白银花光，但终不能为国家出力，“不敢累国家以度支也”，打算把2000两饷银缴还户部。谢太夫人对此大为赞赏，并决定质押衣裘，卖掉钗钏，用来弥补亏欠。王懿荣再拜受命。谢太夫人、王懿荣母子“毁家纾难”的清廉，与慈禧穷奢极欲乃至挪用军费搞万寿庆典，及不惜出卖国家权益换取苟安的行径，与当时官场上贪污腐败的风气对比，形成了天壤之别。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清王室及文官武将纷纷敛财逃命，而王懿荣这样一个文官竟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身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下属千余人的团勇，半是老弱残兵，而且缺乏武器，在敌人洋枪、洋炮之下形同虚设。王懿荣在给时任湖广总督的妹夫张之洞的信中就讲到：
弟自奉命，实作看街老兵，朝廷亦未尝以兵事责之。然自甲午以来，及今又六七年，中国兵事仍是不行。津事已极，则重臣之不得无罪夫！……至京师地面，如甘军及义和团一日不出……公能稍为捐置相助否？此垂泣而道之者也。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防御形势是多么艰难！但即使王懿荣认为此事不可为也要为。俗话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日夜操劳，“往往夜漏三下，未及就眠，心力交瘁，殆难言喻。”北京的时局愈发严重了。王懿荣指挥城防之余，回到家中，率仆人将花园的一口深井挖深、淘净。他面对这口老井，意味深长地对家人说：“此吾之止水也”。这口井成为他破城之日的最后归宿。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东便门，北京城内一片恐慌与混乱。这一天，王懿荣在团练局指挥团勇作最后的抵抗。下午，城破后，他又组织部分团勇“以巷为战，拒不投降”。半夜，王懿荣见大势已去，“自知事不可为”，退回家中在花园内徘徊，得知八国联军已攻打东华门，慈禧太后携光绪帝等人化装逃跑了。他感到以身殉国的时候到了，命家人取来笔和纸，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此绝命书存故宫博物院。绝命书字写得精湛、刚健，体现出他临终前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气概。绝命书末暑“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
绝命书写毕后，他先吞金与铜钱，两次自杀未果，接着饮药服毒，仍未绝，于是投入庭院的那口井中，终于壮烈殉国。时年56岁。谢夫人率长媳张氏相从入井而死。真可说是“忠贞孝义，萃于一门”。仆役知王氏夫妇早有殉国之念，不可能加以阻拦，遂强拉王崇焕等出避，免于一死。谢夫人生于咸丰八年(1858)，享年43岁，长媳张氏生于同治八年(1869)，享年32岁。
10天后，侍郎张英麟(字振卿，山东历城人，同治四年乙丑科进士，官至督察院左都御史)筹措了70余金，置办了三口薄棺送到王懿荣的府邸。由国子监学正王伯恭率领南学诸生，蒋王氏夫妇等人的尸体从井中捞出，暂时收敛，浅葬于室内离井不远的花园隙地。三灵柩又被移葬于京师郊外宝应寺之义园。
九月初八(10月30日)，行在内阁抄奉上谕，表彰他“敦品绩学，持躬清正”，“平日夙怀忠义，恩济时艰”，尤其是在危难时刻，为国尽忠，“临难捐躯，从容就义”，忠烈可风，大节凛然，宜大加褒扬，并追赠侍郎街。九月二十四日(11月15日)，赠予“文敏”谥号，是为王文敏公。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次子王崇烈扶三灵柩，经天津由海路运返福山，安葬于两甲坡西北顶王氏家族新莹。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崇烈在北京锡拉胡同11号京寓建家祠奉祀王懿荣。张之洞题写了“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的祠额。王懿荣殉节的井旁则立一精致砖亭，勒石纪之曰“福山王文敏公殉节处”。由国子监奏准，将王懿荣及当时殉节的另一祭酒附祀于国子监韩文公祠。
时人高度评价了王懿荣临安受命，杀身成仁的忠烈气节。这种可歌可泣民族气节也将永远值得铭记、景仰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