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披露了东莞长期存在“童工市场”。来自四川凉山的大量童工，受工头拐骗，落入东莞地下黑工市场。这些普遍只有13-15岁的童工，在地下黑市当街排队接受挑选，劳动收入遭受层层盘剥。

　　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甚至是直接被拐骗出来的孩子，一批批运送到东莞，再一车车发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厂。他们常被打骂，一些女孩惨遭强奸，工头以死亡相威胁，罪恶封堵了他们逃回家乡的路。

　　如此暴乱悲惨的底层故事，以新闻的写实记录，令已经生硬坚韧的社会神经也感受到疼痛。孩童何辜之有，国家政府当以最大心力将其化育成人，不想现实堕落至此，国家失责之至，确实无颜以对。然而，道德谴责、文明质问不足慰藉，如果悲剧总在上演，命运总遭吞噬，那些显而易见的沦丧从未改善，谴责与质问又有何用？失望以致绝望的累积，只能令社会行动持续扭曲膨胀。

　　东莞童工黑市的暴露，不只是一起令人发指的社会事件，也以其深刻复杂的转型背景，将当下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失序，做出最残酷的展示。近年来，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大幕已经拉开，一些低端产业逐渐呈现衰退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依赖劳工低工资维持的增长，开始遭遇寒冬。一些人据此认为，产业升级的外部压力毕现，企业要想生存，必将主动向上突围，寻求产业升级或转移。

　　然而，东莞童工黑市的暴露表明，在法治虚弱、监管无力的政府现状之下，企业向上升级的理论前景，正兑现为向下沉沦的现实版本。一些人以为原本低人权、低工资的劳工状况，在产业升级的外部压力之下，在所谓“民工荒”的现实逼迫之下，必然有触底反弹的可能，而现实表明，法治底线的缺失，令企业只有进一步恶化劳工状况向生存探底的冲动，全无转向技术升级、产业改造持续发展的用心，这一切正被童工黑市的出现所论证。

　　劳工长期弱势竟发展至童工的道义底线也荡然无存，这不只是一个枯燥的产业经济问题，而是更深刻的行政权力危机。如果没有政府严格监管，没有国家的法治“兜底”，扭曲的产业升级压力只会无情转嫁到贫弱者身上，甚至连儿童也无从幸免。政府面对市场何为？公民在市场中，其身份不是劳动者即是消费者，政府监管就是保护作为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公民权利。环保执法监测企业的生产污染、劳动执法监管生产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标准，工商与质监确保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行政监管的有名无实，恰恰是陷公民于不义不利之地的祸手。

　　东莞童工黑市的残酷现实，再次论证了一个无法的市场，其沉沦的速度和烈度都将超乎想象。正如人所质疑，新闻记者几天暗访就能掌握的事实，劳动执法部门何以长期无动于衷、不闻不问？没有政府主动执法，积极救济，丧失自主能力的童工，如何可能逃出生天？政府部门渎职失职之害，何尝不是国民痛苦的无尽来源。

　　政府监管执法懈怠至此，原因早已自明。要令市场有法，要令监管有效，要令劳动者有尊严，令消费者有保障，都无不端赖政府权力慑于公意而端正运行。当遥远山区的童工，在珠三角体验颠沛的命运，在底层遭遇黑暗和惊恐，已经不是人间冷暖可以概述，也不再是人性善恶可以描画，它首先击破的是社会虚弱的规则，轻浮的政治，无责的公权。为什么我们强大如此，竟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严肃的公共问题，而一经提起，竟然总是这般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