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沙田一家泡沫厂,穿着工服的童工。他们被工头从家乡拐来,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工厂。本报记者方光明摄

　　四川凉山昭觉县竹核乡,孩子正赶路上学。在贫困的压迫下,一些父母在孩子不情愿的情况下也将他们送到工头手里,希望换来的钱可以给家庭带来一点帮助。　本报记者方光明摄

　　雷生曾骄傲地告诉记者，东莞是凉山童工的一个据点，他们以这个据点为圆心，向四周发散，“东莞、深圳、广州、惠州、江门，到处都有我们的员工。”

　　他们来自遥远的四川凉山，大多未满16周岁。

　　工头们利用所谓高薪的诱惑，把他们从当地各个贫困家庭中搜罗出来甚至是直接拐骗出来，一批批运送到东莞，再从这里，一车车发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厂。

　　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

　　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

　　而在遥远的家乡，他们的父母却并不知晓自己儿女所经历的非人遭遇，在那个地方，有的班级，甚至只剩下不到10名学生。

　　(本报道中人物均为化名)

　　近百名小孩，带着脸盆、被子等行李，聚集在小超市门前，他们像超市里摆放的商品，按照横排的顺序列队，他们在等待着别人的挑选。

　　三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前方，他们不时地拍拍这个小孩的脸，捏捏那个小孩的胳膊，然后喊着，“下一个”。这些小孩，面孔稚嫩，身高大多不过1.4米，其中的十来个，看上去甚至还不到10岁的模样。

　　居民绍先生在这里已住了三年，他说，这些老板是来挑童工的，现在还不算旺季，到了11月12月的时候，这里几乎每天都能运来或者运走好几车这样的小孩，“像白菜般在东莞买卖”。

　　记者打着东莞东城某服装厂的旗号来到这个“童工市场”，表示想挑一些便于管理的童工到厂里干活。

　　工头们将记者紧紧包围着，一位自称叫潘阿杰的工头甚至当场拉出几名小孩站到记者面前。潘阿杰说，这些小孩身体好，干多重的活都没问题。他抓住记者的手，意思是让记者用力拍打小孩们的身体，以证实自己的说法。几名小孩则顺从地像接受老师惩罚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原地不动。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潘阿杰最终同意小孩们的工价按每小时3.5元计算。记者对这些童工究竟好不好用表示了疑问，潘阿杰说，这些小孩都是从四川凉山老家带出来的，车费、生活费都由他们先行垫付了，孩子们的父母给他们写有保证书，村委会也盖有公章。“我们对他们有绝对的管理权，可以采取一切的措施，你们只要跟我们签一份用工协议就行了。”

　　潘阿杰随后展示了这份用工协议，记者记录了如下内容：每月甲方需保障乙方员工上班300小时/月，如因甲方原因未能上满300小时，由甲方补足所差工时工资；甲方不得直接支付给乙方任何工人工资及其他费用；临时工工资甲乙双方需保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份所谓的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员工放假、社保、医保等福利条款。潘阿杰解释，“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员工你可以随便用，每天用多少个小时干多重的活都行，生病什么的我们自己会处理，如果有工伤的话，厂方按道理赔付就行了，没有一点后顾之忧。”他说，工头们的生意一直很好，“我们的人(指童工)很畅销，东莞各个镇都有我们的人。”

　　塘厦某职业介绍所的王主任常常来此挑选工人。他说，这些待选的工人，都是工头们从四川凉山地区带来打黑工的，其中的60%是童工。因为这些凉山来的工人要价低，大约只要2.5元-3.8元/小时，而且不需要任何福利保障，干活又很拼命，能吃苦，所以很受工厂老板的欢迎。这位王主任做了个保守推算称，在整个石排，工厂主随时可以抽调出六七百名这样的廉价凉山童工。

　　潘阿杰所言不虚，在此后数日的采访中，记者发现，从石排综合市场到石排小学的方圆几公里内，成为一个大型的地下劳工市场。在记者蹲守这里的几天内，每天都能看到有职业中介带着工厂里的人，前来挑选他们需要的员工，然后就有人开着大卡车或者面包车，将这些小孩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扬长而去。

　　在几天的蹲守观察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所有这些交易中，一个身高约1.75米，左耳戴着银色大耳环的中年男子的身影总是活跃其中。4月6日，在来自凉山越西县、刚从工厂打工出来的12岁凉山小孩罗小平的帮助下，记者与该男子取得了联系。男子自称叫雷生，同样来自四川凉山。

　　记者对他说，“我们工厂的活不重，主要就是拆线头什么的，为了方便管理，打算要50名十四五岁左右的工人。”雷生显得有所警惕，他详细询问了记者所在工厂的位置、名称、设备、员工数量、订单情况，迟疑片刻后，他开始信任记者了，终于干净利落地表示，工厂要多少人，他就能给多少人。同时，他还保证这些员工绝对听话，服从任何管理。他暗示，如果员工不听话，只要给他一个电话，他会派人过来打到他们听话。

　　数量庞大的童工们究竟是如何被送到各个工厂，又是如何能躲得过劳动部门检查的呢？工头们称，“我们把他们都搞成了18岁。”

　　在另一位陈工头处，记者一一给在场的小孩们发烟，获得他们好感后，记者乘机询问起他们的年龄。记者发现，现场的数十名“工人”中，有近20名小女孩的年纪不满16岁，最小的1998年出生，最大的也只是1993年出生的。其中有个女孩的工牌上写着名叫阿梭，年龄26岁，但她笑着说：“这些都是假的，名字是假的，年龄也是假的，我其实是1995年出生的，今年才13岁。”她还指着旁边一个女孩子的厂牌说，“喏，这写着她今年20岁，她实际是15岁。”在男童工中，记者发现了一个采访中遇到的年龄最小的童工，1999年出生，今年竟然还不到9岁，但工卡上并没有显示名字。

　　在记者表示惊讶的时候，陈姓工头却在旁边哈哈大笑，他说，这些都很正常。陈工头随后拿出几张户口本复印件给记者看，他说他们凉山人都不爱办身份证，出门都是带户口本，小孩的户口本复印件很容易造假，把年龄改成18岁以上，绝对能应付检查。

　　记者与雷生洽谈用工协议时，雷生曾说，谈好工价的话，和他签合同就行了，由他定时去工厂结算工钱，但他一个人还无法决定这帮小孩的命运，必须由3个主要的工头一起拍板。他的解释是，在他们这个行当里，有明确的分工：有人专门负责在凉山当地招工，并且将他们运到东莞；有人专门负责在东莞这边的接待，负责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另有人则专职负责联系当地一些劳动力中介或者用工工厂，保证将这些童工送进厂里。

　　记者此后在前往四川凉山美姑县牛牛坝乡调查时，从一位已经收手的当地工头那了解到，一个大的这样的童工组织，内部往往有着严密的分工：有雷生这样的大工头，还有带货的小工头，有打手。另外，“黑中介”在童工组织和用工工厂之间，也起到至关重要的牵头作用。

　　这位已收手的工头说，工头们大多也都是早年外出打工的凉山本地人，后来发现通过介绍工人可以赚钱，就在黑中介的诱导和帮助下走向诱骗或者拐骗童工打工的道路。他说，和最初单打独斗的小工头相比，现在的童工组织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单独的小工头一般只能带几十个小孩，且没有多少让小孩进入工厂的门路，童工组织则不同，他们可以人多势众，通过调派、增援等方式，确保尽可能多的小孩进入工厂，为他们自己创造价值。

　　雷生之前曾骄傲地告诉记者，东莞是凉山童工的一个据点，他们就以这个据点为圆心，向四周发散，“东莞、深圳、广州、惠州、江门，到处都有我们的员工。”一位罗姓大工头掰着指头炫耀他的辉煌“战果”：东莞丰某电子厂那有50多人，东莞蓝某玩具有限公司有几十个人，惠州某海电子厂有500多人，深圳那边的200多人合同也快到期了。

　　记者此后陆续以需要找工人的工厂老板身份，通过“临时工网”、“劳动网”等网站联系上分布在深圳、惠州、江门等地的一些劳动力中介，向他们表示要招些凉山童工。这些中介在随后的电话里回应，“如果要亲自挑人的话，可以安排你去东莞。人全都在那。”

　　而此时，记者此前采访过的多名童工正在准备去广州某企业的行装。马海曲布和他同村的小伙伴们，也即将被送往东莞长安某电子厂。

　　统筹：本报记者饶德宏

　　采写：本报记者饶德宏韦星刘辉龙黎明寇金明实习生成希卫学军

　　摄影：本报记者方光明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