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那一年冬天，高考大门重新开启，570万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各个考场。这次高考，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甚至整个国家也开始有了新的活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和其他经历这一时代的人，他们都是中国30年改革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这30年，是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的30年，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30年，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生命轨迹，给改革开放的这30年，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1978年出生的孩子，如今正当而立之年。这一代人，既有着对黑白电视、白球鞋、蓝裤子的眷恋，同时也在时代潮流中追逐着自我的释放。经历了时代融合的这一代，有回忆，有责任心，有传统的价值观，也有最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将延续改革开放的轨迹、加速解放思想的脚步。从农民到企业家身份变化的三十年

　　1956年，郎家文出生在丰都县泥溪沟村。“我爱家乡的一草一木，但却不想在那儿待一辈子。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观念里，要有出息，就得走出去”。于是打从记事时起，郎家文就有了跳出“农门”的决心。

　　1977年，命运恰到好处地发生了转折：全国恢复高考。当时已是农村大队支部副书记的郎家文毅然参加了高考，并被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农化系土化专业录取。“经过四年学习，我这个农村孩子终于有了进入城市的通行证。”郎家文说，那年他26岁。

　　上世纪90年代，郎家文已是单位研究室主任了。论文著作得了奖，职务也升了、房子也分了。这时一件小事让郎家文的人生道路再次转折。“我看到单位门口摆烟摊的小贩，文化水平不高，却有经济头脑,没有享受任何政策优惠都可以活得如此潇洒。”于是，郎家文决定改变，他要从单位“走出去”。1993年，郎家文与研究所的三位同事一起，在双流办起了饲料厂。

　　从2004年初起，郎家文就开始关注农民工命运，自费为农民工写书，向农民工免费赠书。郎家文把这些都归结为“公民意识”，他觉得这是现代人应当具备的。实习记者刘芳怀念三十年前那辆自行车

　　虽说现在私家汽车都比较“霸道”，但是自行车却是很多成都人上个世纪70年代最鲜活的记忆。

　　李丹今年快60岁了，提起自行车的话题，他感慨地说：“自行车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有着特殊回忆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李丹在成都第一次见到自行车，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70年代，李丹参加工作后，最想要的就是一辆自行车。要知道，当时自行车与缝纫机、手表并称为三大件，地位无异于现在的私家车，谁家要有辆凤凰或者永久牌的单车，风头绝对不亚于现在的7系宝马。当时购买自行车都得凭票，每年一个单位也就能分到十几张，因此分到票近乎于奢望。

　　然而在1978年后，买自行车放开了，不再需要票了，大街上卖自行车的商店和修车铺也越来越多。攒够钱后，李丹终于如愿以偿地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骑上路，那昂首挺胸趾高气扬的神态，让许多人羡慕不已。

　　如今，年事已高的李丹已经买了私家车，但仍然怀念那段骑自行车的日子。“坐车的确是方便，不过自行车可是有很多汽车没有的好处。”他说，骑车游锦江比开车有意思多了，既锻炼身体，还能和美景零距离接触，何乐而不为呢！记者董馨大山里的孩子考上警察

　　昨天下午，龙泉公安局的李阳光站在一百多平方米的家中，望着落地窗外明媚的阳光。电话响了，是他在农村里的姐姐打来的。他听着姐姐的“诉苦”，记忆飘回了1978年。

　　1978年，对龙泉驿柏合镇的农民李阳光来说是一个遗憾。那年，高三的他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参加了改革开放后的高考，但梦想碎了。“我至今都记得当初报名时那份激动，觉得机会到了。”他说，“为了梦想，我整整奋斗了一个学期。”然而，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看着分数榜，我的心好像一下子被掏空了。”他回忆着，“差三分。”

　　1982年，龙泉驿公安分局招警察，要求有城镇户口，还要高中毕业。“我正好符合要求。”他说，他觉得机会再一次降临，“如果能考上警察，身份就变成干部了。”他说。那年秋天，他再一次怀揣着梦想上了考场。“但也许由于上一次的失败，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他说，公布成绩的那天他没有去看分数。

　　11月，一封信寄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那天中午，他正在家里吃饭。“阳光，你的信。”学校的老师把信送上门。他看着是从公安机关寄来的信，心里颤抖了，接过信，飞快地拆开来，只见一张录取通知书。“当时妈妈看见录取通知书，筷子都掉在了地上。”他回忆道，“爸妈都是农民，没有文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好、好’。”

　　进入公安系统的他倍加珍惜这个机会。2000年，表现出色的他当上龙泉驿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调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