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因回家难而衍生的“春劫”效应，今年还没正式显示出来。但是对于某些铁路旅客来说，蜂拥的人流已经预示着他们旅途中的一场劫难，更不堪的，是“女大学生被挤落站台轧死躯体被火车轧成两截”(《广州日报》1月17日)的消息。

　　一个花季少女，转瞬陨落在艰难的回家旅程上，哀悼痛惜不是唯一恰当的姿态。于是，民意激愤了，网络沸腾了，进一步的质问也展开了——因为，冷静的悲剧可能发生在每个乘客的身上。人们需要判断是哪些地方出了错，相关人等能够承担哪些责任，才能通过减少悲剧发生的制度诱因，从而最大程度地规避悲剧。

　　任何一桩悲剧，都可以从制度环境与世道人心这两个角度去解读。此事公安刑侦部门正在调查取证，而据报道中目击者的描述，我们固然可以看见偶发因素作祟：如果这些乘客都遵守乘车秩序的话，发生这种惨剧的概率就会小得多。如果没有铁路运能有限的现实窘况，如果不是当地这些天的大雪天气影响了公路车辆的运行，铁路的客流压力也不会这么大。然而，我们不需要假设，归咎于乘客的公德素质缺失更属无谓。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残酷事实，就是冷静最终没有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的稻草。失控的客流和拥挤，已经注定这场惨剧不会被阻止。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假如当时有铁路工作人员进行疏导(“控制人上车”)和解释，乘客担心这趟过路车不停站、他们上不了车的恐慌情绪，就会得到平复。而这种措施原本就应该是铁路部门的程式化、制度性安排。但是从事后当地火车站一位马站长的暧昧回应，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些工作他们要“进入春运状态”才做！

　　这种说法未免匪夷所思。据笔者翻查，铁路的安全管理，对应着种种的规章制度。而铁路安全文化的创建，更是有“超前性”之说，指要对安全生产中可预见的困难问题提前准备，未雨绸缪。

　　而在惨剧发生的第二天(1月14日)，又发生了一起令铁路旅客心有戚戚的事情：湖南长沙百余有票学生被赶下火车，半天没人理睬，事后解释原因是列车超载造成学生没能上车。与冷静事件相同的是，这趟严重超员的火车也是过路车，车在到长沙站之前就上了太多没票的乘客。

　　只要搭乘过火车，就会注意到“车厢定员若干人”的字眼。然而现实中，对于不根据列车有效载荷来定火车票发售量的暴利行为，有关部门却是装聋作哑。有网友直言说，超载对于铁路部门来说是大好的创收时机。汽车可以提价但不准超载，火车不准提价但可以超载，这种交错的制度安排的玄机，又那是普通老百姓所能了解的？！

　　超售造成的超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但这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站还可以通过及时交流客流信息、启动应急预案提前做好分流工作以应对。正如悲剧所展示的，切实保障旅客人身安全的措施，却在很多个环节同时出错。

　　尽管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悲剧例子，由此而反省制度环境，却并非矫情。春运还没开始，仅仅是大学生的返乡人潮，就已经让太多人忐忑不安的痼疾大规模发作。而对于五一黄金周取消后的第一个春节，铁路运输部门的作为，是否足够应付极为可能出现的客流暴增压力，实在不容乐观。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正是因为春运的安全已成了维系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安全，才更需要铁路部门以科学和细致的疏导措施，从车票发售到站台候车到检票上车严加管控。

　　诚然，在铁路运能的历史欠账以及制度改革的制度困境被真正清还、破解之前，完整的解决方案难以期待。但是，对于公众来说，他们已经展示了对悲剧背后的制度出路的逼视。而对于铁路部门来说，所有为什么的进一步追问，在他们身上强大的垄断惯性和牟利冲动之前，或许都会理所当然地显得徒然无力。

　　乘客已经为春运付出了舒适度的代价，尽管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牺牲，但别让他们再以生命的代价为旅程殉难，成为超售超载制度的牺牲品。被抨击为“只管收钱卖票不管乘客人命”的行为，行政机关应该以其强有力的监管和执法手段迅速介入进行纠正。乘客已经无法保持旅途中的优雅，但至少应该维系他们生命的尊严。(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