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月13日，南京城的警报声又将响起，每次响起，都在唤起人们铭记70年前，日军对南京、对中国、对全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70年过去，大屠杀幸存者的声音，也日渐稀疏———1987年统计在册的1756名幸存者，如今健在的已经不足400名。

　　昨天，记者拨通了大屠杀见证者陈玉龙家的电话，刚提出想采访，不料听到的却是噩耗：“你们来迟了，他刚走，就这个月的16号。”有一阵子的恍然，每年清明节，纪念馆“哭墙”前，他总是风雨无阻，虽目不识丁，但却能一下子很正确地找到一串亲人的名字：爷爷、父母、大伯、叔叔、哥哥、弟弟，“日本兵给我带来的伤痛，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却的”，这是老人的话。

　　一个个，悄悄地走了，这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如今最小的也已70多岁，“这些活着的历史见证者，对这段被日本右翼一直试图扭曲的历史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面世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不管这项工作有多难，我们一定要继续，因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他们曾经是30万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有名字，都有感情，都有尊严，都有亲人，都有一个惨遭杀害的凄惨故事，只有随着一个个名字的出现，30万尘封在历史迷雾中的冤魂和禁锢在抽象数字背后的亡灵，才会渐渐浮现出清晰的面孔。我们有义务记住这些名字！”

　　还有那些幸存者、见证者……从今天起，快报推出系列报道，展现一个个鲜活生命在那场浩劫中的命运，展现那场浩劫是怎么改变和影响他们的命运。

　　2003年2月，潘开明走了；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走了；2004年12月16日，彭玉珍走了……2007年11月16日，不堪病痛的折腾，陈玉龙也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是他却始终执着地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随身携带着，当宝贝一样，不让任何人碰一下。当年一家死了7口的伤痛，陈玉龙自始至终都无法忘怀，昨天，他妻子告诉记者，每次面对日本记者的采访，陈玉龙都不忘强调“不恨你们是不可能的”。

　　1937年12月14日，年仅5岁的他目睹日军杀害了爷爷和堂弟，在那场浩劫中，全家七口人遇害。虽然很少和家人谈起往事，但每次接受日本人采访，他都会说：“不恨你们是不可能的。”

　　经历：一家7口人被杀

　　陈玉龙生于1933年，南京大屠杀时他仅5岁，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叔叔、大伯伯、大妈和他们3岁的儿子。虽年幼无知，但丧失亲人的痛却让他对这段惨绝人寰的往事记忆犹新：

　　日军在八府塘丢炸弹，我们都害怕了，本来不打算到难民区的，听说难民区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全家便躲进五台山难民区，就是宁海路原美国大使馆那边，也就是现在的AB大楼旁边。日军是12月13日从中华门进城的，第二天下午便闯进五台山难民区抓人。当时日本兵来了好几辆汽车，把我父亲他们全喊出来排队，我爷爷一看不对劲，便拉着我父亲，意思是告诉日军：他是我儿子，不是中国兵。可他们根本不理爷爷，反而一脚踢向爷爷的下身，因为日本兵穿的是皮靴，下脚又重，所以爷爷当场就身亡了。他那时已70多岁了，当时还抱着我的一个3岁的堂弟(大伯伯的儿子)，名叫陈五四子，也在那时被弄死了。我当时也在场，旁边有一位老人看我爷爷和堂弟被害，便急忙对我说“快走快走”，边说边搀着我，把我带到AB大楼旁边的一个厕所里躲了起来，我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我父亲陈七十、大伯伯陈年子、叔叔陈四麻子，当时都只有二十几岁，还有我奶奶收养的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陈阳子才十七八岁，都在那天被日军押到下关老江口用机枪扫射死了。当时有几千人被绳子一个接一个地捆着，排队走向老江口，队伍前面由架着机枪的摩托车开路。长江上漂满尸体。我父亲、大伯伯被抓以后的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两个日本兵又来到难民区，把我大妈拽到一间厕所外面的草堆里轮奸了。我大妈叫陈赵氏，当时才二十多岁……

　　很少跟家人提“大屠杀”

　　也许是不愿回忆当年的惨景，陈玉龙很少在家人面前提起那段悲惨的往事，他的三个已成家立业的儿子只是模糊地知道，爷爷奶奶等7个亲人当年被日本鬼子杀了。就连陪伴了他几十年的妻子王秀兰也知道得很少，不过，她知道陈玉龙当年也被日本鬼子捅过一刀，在腹部，“就在这里，很小的时候捅的，只听他说当时鲜血直流，是一个美国的医生救了他，大概有这么大。”王秀兰比画着告诉记者，伤口约有大拇指那么大，“不爱跟家人讲，日本人来采访时，他倒是给拍过他的伤疤，不过，每次他都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不恨你们是不可能的’。”

　　王秀兰注视着墙上两人的结婚照，照片上，头发花白的陈玉龙开心地笑着，“这是7年前才照的，他可开心了，美得很，这张穿燕尾服的是他最喜欢的。”王秀兰找出一相框，轻轻地抚摸着，陷入了对老伴的思念，“他不说，我们也不问，但偶尔看到打仗片，他就会学着日本兵的凶相‘八格耶路’，告诉我们日本兵很凶，对小孩对老人也一个样。”

　　善良老人见到乞丐都会送炒饭

　　失去亲人时，陈玉龙只有5岁，然后靠着流浪生存，没有上过一天学，一字不识，但凭着聪明能干，搞起了建筑，尤其是建筑设计图纸画得相当棒。当年的凄苦，让陈玉龙备感生活的不易，因此每次见到乞丐，他都会炒上香香的蛋炒饭送上。

　　“太善良了，出殡那天，100多号人，我们全来了，个个眼泪直掉。”昨天，看到记者来，陈玉龙的邻居都围过来，争相告诉记者他的好，并遗憾地说，“你们来迟了，才走掉的。”

　　遗愿：拿回那本记录他们全家名字的书

　　陈玉龙是去年9月份查出胃癌的，但一查出癌细胞就已经转移至肝，在医院撑了一年多后，今年11月16日，他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每次江东门纪念馆有什么活动他都去，死前都不知道，断气前还叮嘱我们不要跟医生叫。”昨天，王秀兰透露，本来患者得了胃癌、肝癌，都是非常疼的，但陈玉龙却没有怎么疼痛，“肚子肿得像篮球，打多少水都没有尿，只有最后半天，他觉得有点疼，然后就给他打了止疼针，贴了止疼膏，然后他就这么平静地走了，连医生都觉得奇怪，怎么会不疼。”

　　陈玉龙走得可谓相当平静，饮食除了最后十天没有进食外，其他时间一直正常吃，也没有出现吐等现象，好好的，只是脸、身子有点黄。老人有点执着，王秀兰说，“像大屠杀幸存者证、老年证、乘车证、日本记者的好多名片，他一直随身带着，碰都不让我碰，结婚这么多年，他的口袋从来不给我看的，生病一年多，他也把它们放在身边。”可遗憾的是，老人走了，家人只忙着办后事，却忘了把这些证件带回，“都放在省中医院十五病区八床的柜子抽屉里，没有了，我希望能把它们找回来，对老伴至少是个交待。”

　　昨天，王秀兰还透露，由于陈玉龙走得匆忙，没想到他生前的一个愿望却成了他的遗愿：今年8月1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等书籍首发时，陈玉龙也到了现场，看到纸上自己的名字时，一时间老泪纵横，但当他捧着发的一套书回到家时，他却发现独独少了有他及家人名字的那本，“他一直交待我要去拿，我都跟纪念馆的人联系上了，他们说，你来拿吧，给你留着呢，但是因为老去医院陪他，也就把这事耽搁了，在病床上他提了几次，老惦记着这事，都怪我，他走了，都没完成他的心愿。”王秀兰深深叹了口气，她告诉记者，过两天她还是准备把这本书拿回来。(快报记者毛丽萍)

　　快报记者毛丽萍摄影顾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