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的贵州男孩韬韬被确诊为白血病后，10月18日，家人领着他从老家进京求医，医生认为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医药费至少需要25万元。这对于贵州省西北部贫困山区的普通人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昨天，预交的医药费即将用完。钱，对于此时的韬韬来说，几乎就意味着生命的希望。为了筹钱，爸爸想卖器官以维持儿子的治疗；而身患慢性肝病常年服药的奶奶，为了省钱救治孙子，已经停止了用药。

　　昨天下午4点左右，在北大妇产儿童医院6楼，韬韬躺在由手术室改造成的病房里打吊针。在昏暗灯光的映衬下，小家伙面色蜡黄，头发稀疏。连续几天扎针使他的情绪很糟，遇到陌生人时会不自觉地蜷缩在病床一角，偶尔用家乡土话喊：“不要惹我。”家人介绍，韬韬平时性格温和开朗，最近才变得烦躁。

　　韬韬的老家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清池镇，发病时，他和爸爸罗士熹一起生活在省会贵阳。罗士熹说，国庆节那天，儿子咳嗽并身体不适，于是带他去一家小诊所检查，诊所当做普通感冒发烧医治，但连续用药三天也不见康复。后来先后转到贵阳妇幼保健院和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通过血常规化验和骨穿刺，医生确诊孩子患的是白血病，必须立即入院化疗。

　　白血病俗称血癌，过去罗士熹仅从煽情电视剧里了解到此病，也知道患病者的生存希望渺茫，但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身边。事实上，根据流行病学统计，白血病是小儿时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15岁以下儿童白血病的发病率接近十万分之四，约占该时期所有恶性肿瘤的35%。10月18日，爸爸、爷爷领着韬韬来到北京求医，希望能够发生奇迹。

　　经过系统的检查，医生的结论一度让家人们欣喜万分。主治医生赵为红向记者介绍，韬韬的病症在白血病中属于较轻的情况，如果通过正规的治疗，治愈的可能性高达70%。

　　韬韬是罗家的第三代单传，被家族寄予了厚望。在贵阳一家汽车美容店打工的罗士熹，每月工资仅有800多元。为了让儿子不至于从起步就和城里孩子拉开差距，他将韬韬送进一家正规的幼儿园，每月的托儿费相当于他半个月工资。“我想让他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接受系统的教育，将来读大学，有出息。”在病房的走廊里，罗士熹聊起儿子的未来，声音哽咽。

　　和多数的同龄孩子一样，韬韬顽皮又可爱，在语言和模仿能力上甚至更胜一筹。在幼儿园里，年轻的女老师们私下互称“美女”笑做一团，3岁的韬韬可能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词儿，于是见到老师便称其“美女”，逗得她们大笑。

　　现在，韬韬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一种可能致命的疾病，他变得烦躁，只因住院这7天，被困在一个仅供三四个人站立的封闭空间内，不断地抽血、扎针、验尿……罗士熹说，韬韬很怕疼，每次打针时，他都忍不住大叫甚至哭，但不会向其他孩子那样身体挣扎。

　　医生介绍，如不出现并发症等特殊情况，治好韬韬的病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医疗费至少25万。笼罩在这笔高额医疗费之下，70%的治愈希望对于罗士熹来说，几乎没有意义。

　　常年在外打工的罗士熹没有存款，来北京看病的一万块钱，是向老家的近30位亲朋好不容易借到的。现在，罗士熹对医生又爱又怕，爱是因为他们在尽力拯救儿子，而怕的是预交药费即将用完，医生找他催款。

　　爷爷罗学宽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也是家族里唯一有稳定收入的人，每月工资1600元。但要养活一大家子，还供女儿读完了大专，家里不仅没有积蓄，还欠下一笔外债。

　　在相邻的几间病房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女性家属陪伴，而韬韬的护理却是由爸爸、爷爷两个男人完成的。2005年11月，当时韬韬刚满一周岁，罗士熹与妻子离婚，孩子归父亲抚养。或许是过早的家庭变故，让韬韬显得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更懂事。

　　生活中，罗士熹一般舍不得买水果。有一次，韬韬经过水果摊时一直盯着看，又注意到爸爸正在低头看他，韬韬说“我不喜欢吃水果，”小家伙想了一会儿又说，“爸爸，以后我给你买水果吃。”

　　罗士熹称，在动身来北京的前一天，前妻交给他2000块钱医药费，还留了一句话：“我做了我该做的事。”近几天，罗士熹一直无法直接与前妻取得联系。

　　从一岁时便离开妈妈，韬韬对女性亲属温柔的爱的渴求，只能由奶奶弥补。韬韬一直生活在奶奶家，后来他去贵阳上幼儿园，奶奶也跟着来到城市。

　　去年，她带着两岁的韬韬从老家坐大巴去贵阳，山区路面崎岖颠簸，于是晕车呕吐。奶奶的后背感到一个很弱的力量在敲打，原来是韬韬举着小手为其捶背。有一次，奶奶背着孙子上楼，老人背不动了歇一会儿，韬韬对她说：“我长大要买一架飞机，带奶奶飞上楼去。”

　　韬韬确诊后，怕奶奶知道病情会扛不住，家人一直瞒着她。可老人偶然打听到治病要花很多很多钱，于是开始停药攒钱救孙子。

　　奶奶今年58岁，年轻时身患慢性肝炎，导致常年服用护肝药，每月药费约300元。奶奶没有收入，她觉得自己停药就相当于为孙子攒钱，甚至哭着对韬韬爷爷说：“我不如死了算了，这样还能收两三万丧礼。”面对韬韬爷爷频繁的叹息以及电话中奶奶的痛哭，罗士熹安慰他们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为了筹钱，罗士熹在考虑一切可能的办法。现在他不舍得住旅馆，晚上躺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打盹。罗士熹向媒体求助的动机也和其他患者家属不同，他迟缓、恍惚地说：“能帮我联系一下吗？我想卖器官，任何器官都行。”当记者告诉他，买卖器官属于违法行为，这名31岁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为了救我儿子，违法我也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