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七十载，历时三年多，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大修终于落下帷幕。修旧如旧，恢复古建筑历史原貌是此次大修的指导思想。工作人员在修缮时，不但努力接近明清时期的原貌，而且还试图恢复孔庙尊孔、祭孔的文化氛围。

　　但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由康熙帝手书的“万世师表”匾额，被挂在孔庙大成殿外面，而在全国任何一所孔庙，这个匾额都是挂在殿里的。这个匾额原本便挂在殿外，还是有人移动了它呢？工作人员为我们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建筑，也是祭孔正殿。

　　它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清光绪32年将大殿由七间三进扩建为九间五进。殿内悬挂着清代自康熙以来九位皇帝御笔书额的木匾。

　　清代崇尚儒学，祭孔成为国家常典。每到天子即位，都要到国子监“辟雍”讲学一次，称为“临雍”。“临雍”后，便将皇帝御笔的题词制成木匾，悬挂在孔庙大成殿内。这些题匾的内容，都是对孔子的颂扬之词。木匾长约6米、宽2.5米，每字一米见方，金字书写，四周雕有群龙戏珠图案。从康熙朝至宣统年间，大成殿内已有9块御制匾额，依次为康熙帝御书“万世师表”，雍正帝御书“生民未有”，乾隆帝御书“与天地参”，嘉庆帝御书“圣集大成”，道光帝御书“圣协时中”，咸丰帝御书“德齐帱载”，同治帝御书“圣神天纵”，光绪帝御书“斯文在兹”，宣统帝御书“中和位育”。

　　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1914年，当了三年大总统的袁世凯已经不满足于总统的地位，想更进一步做“皇帝”。于是，他效法清朝皇帝，也来孔庙举行祭孔大典，并亲书“大总统告令”，制成匾额命人挂在大成殿内正门上方，与“万世师表”匾额相对。

　　但不久，做了84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便在全国的声讨下一命呜呼了。继任的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来到孔庙，为了清除满清的影响，他下令将大成殿内清朝九位皇帝手书的匾额全部取下。同时效仿旧制亲自写了一块“道洽大同”匾额，悬挂在原康熙皇帝“万世师表”匾额的位置。

　　从1917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六十余年间，孔庙大成殿内只悬挂着袁世凯“大总统告令”和黎元洪“道洽大同”两块匾额。而清代皇帝的九块匾额，则被收藏到国子监里。

　　1979年，首都博物馆在孔庙成立，工作人员准备把大成殿恢复原状。但这11块匾额却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恢复清代的面貌，就应该把康熙“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殿中央，两边依次悬挂另外八位皇帝御制的匾额。如果说按照袁世凯的做法，把他的“大总统告令”悬于大殿正门上方与“万世师表”相对，还可以施行的话。那么，黎元洪的“道洽大同”往哪儿摆呢？如果把它摘下来，又怎样保存呢？

　　经过专家们反复研究，认为黎元洪的匾额是民国初年悬挂上去的，它反映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一段历史，保存它的原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就把“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在大成殿外一层檐下大门上方的正中位置。这样，北京孔庙大成殿就形成了与全国所有孔庙都不一样的一道景观——“万世师表”悬于殿外。

　　语出晋葛洪《神仙传》:“老子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哉！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又《史记·孔子世家》:“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使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谓至圣矣”。两千多年来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意为孔夫子永远是人们的老师。

　　“大同”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贷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谓大同”。道洽大同，颂扬儒学为人间正道之学，崇奉儒家学说成就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