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渤海为中心的北方妈祖文化，其传播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其影响也极为深远。就在湄州妈祖庙扩建后不久的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福建船民就把妈祖像带到北方，供奉在庙岛的沙门佛院。这就是妈祖文化向北方传播的开始。过了三年，福建船民又移送妈祖铜像一尊，于庙中供奉。这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尊宋代铜身妈祖。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同样，妈祖文化的北传及其能在渤海形成中心，也是时代使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庙岛是南北海上航运的中心，其功能有三：一是避风，庙岛塘子是天下闻名的天然良港，可避各个方向的海风，船只在此停靠最为安全；二是交易，当时宋辽两国关系时好时坏，渤海北岸为辽国，南岸和西岸为大宋，中间庙岛一带虽为宋地，但官府鞭长莫及，两国商船或国内商船在此交易，早已相沿成习，因此，常是商贾如云，阜物如山，进行着大宗商品交易；三是等风，过去行船靠风，南方船只春天北上靠南风，秋季南下则靠北风，据传说一等往往几个月，常有很多船只在庙岛附近停泊。因此，庙岛就成为南北商人汇集之地。

　　正是这些条件，加快了妈祖文化的北传，扩大了妈祖文化在船民中的影响，巩固了妈祖海神的地位。但这仅仅是开始。到了元朝，由于建都北京，国家也得到空前的统一，为海上运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资料记载，在元朝，每年从南方运往京城的皇粮有400万担，其他商品货物更是不计其数，海运规模非常浩大。大批船只汇集于庙岛，船民向妈祖进香朝拜，已成风气。至元十六年(公元1280年)前后，由闽、浙船民于原址重修庙宇，改佛院为专门奉祀妈祖的道场，俗称海神娘娘庙，奠定了庙岛妈祖在北方妈祖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明朝，妈祖在北方的影响不断扩大，由庙岛传播到整个黄、渤海沿岸，并远达朝鲜和日本。撰于明朝的《朝天录》、《燕行录》等韩国史料记载：“当时往返于中国的使臣，海行必至沙门岛”，“使多赍国书，诣庙祀海神”。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9年)，有高丽从使画工绘制沿海岛屿图，详细描绘了庙岛山川形势和海神娘娘庙盛况。可见，当时妈祖文化在朝鲜已有相当大的影响。

　　明崇祯元年，诏立官庙，由山东左都督杨国栋奉旨鼎建，崇祯皇帝御赐匾额“显应宫”，至此，庙岛显应宫的名声和规模达到鼎盛时期。清代，官府又对显应宫进行了多次增修和扩建，咸丰皇帝还御赐匾额：“神功济运”。皇帝的赐封和拨款增修，无疑对妈祖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妈祖文化日益成为正统的，无可替代的文化源泉。

　　在我国北方，除庙岛显应宫外，供奉妈祖的庙宇还很多，但建庙时间均比庙岛显应宫为晚，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也远不如庙岛显应宫。庙岛显应宫就其历史的长久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方面，都无愧于北方妈祖文化的中心之地位。

　　在北方沿海，特别是在长岛，妈祖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是十分久远而深刻的，是黑暗中的灯火，是危难中的希望，是战胜困难和危险的一种动力。因此，自宋朝以来，在8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经世事变迁，朝代更替，但妈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没变。庙岛显应宫一直香火鼎盛，人气极旺。人们行船遇风或生病灾，均向妈祖祈祷许愿，脱危后到显应宫还愿。或刻碑，或送匾，送船模，送斗篷衣物，或捐钱财。建国后，庙岛显应宫存有历代碑刻300余方，匾额300多块，船模400多只。游人们见到这些丰厚的妈祖文化积淀，无不感叹。1964年董必武副主席视察长岛时，看到庙岛显应宫有如此众多的文物，感叹之余，嘱咐对这些文物，包括显应宫本身一定要保护好。的确，这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精心地加以珍惜和保护。可惜后来这些遗产和财富均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看到的显应宫是重建的，那些碑文和匾额、船模再也无法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