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9%的被访者认为公务员招录和职业中存在差别对待。在公务员招聘中，被认为受排斥的情况依次是：学历低(45%)，外地户口(43%)，残疾( 40.9%)和健康( 40.7%)

　　“我一直梦想当名老师，现在绝望了。”几天前，记者收到张星的邮件，他在信中这样说。

　　张星是江西某大学的大三学生，他一直把成为一名教师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毕业后投身教育事业的时候，却意外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

　　“按照江西省教育厅网站公布的体检标准，男子身高低于160厘米、女子身高低于150厘米，或者男子体重低于45公斤、女子体重低于40公斤者，不予录取成为教师。”张星说，自己的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身高上。至于为什么要在这方面设限制，他很不理解：“我从小也接触过不少个子不高的老师，他们也很受同学欢迎啊！”

　　其实，不仅是张星有过这样的困惑，越来越多的求职者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长相端庄”、“只要男性”、“35岁以下”、“本地户口”……在众多用人单位的招聘启事上，类似的要求和限制层出不穷，仅凭它们，就可以轻易地将很多求职者直接“扫荡”出局。

　　“这些都是明显的就业歧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这样说，“我国目前的就业歧视相当公开，而且特别直接。”

　　2006年5月和10月，由蔡定剑主持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就中国就业歧视的现状，在北京、广州、南京、武汉、沈阳、西安、成都、郑州、银川、青岛等十大城市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3454份)。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就业歧视现象相当严重——85.5%的人认为当前就业领域存在歧视，其中认为“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50.8%。

　　“从国际上来看，就业歧视的标准很明确”

　　“我们不是搞就业歧视，我们是要挑选出适合本单位的高素质人才。”很多用人单位都觉得，列出户籍、年龄、相貌等要求，只是在挑选更优秀的人，根本算不上什么歧视。

　　“从国际上来看，就业歧视的标准很明确。”蔡定剑说，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签订了一个《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该公约认为雇佣单位在招聘和职业过程中对雇员采取的差别对待，而这种差别对待是法律所列举的不能采取的条目，从而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就是就业歧视。

　　据介绍，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就已经列出了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社会出身7种情况，不能作为对求职者、雇员进行差别对待的理由。换句话说，如果以这7种情况中的任意一种来拒绝求职者或对雇员进行不公平对待，那就是就业歧视。时至今日，残疾、年龄、性取向等等也被逐渐纳入进来。

　　“不仅如此，该公约还规定，各国可以根据雇主和劳工组织协商来确定哪些行为构成就业歧视，由本国法律加以规定。”蔡定剑说，由于各国情况不一，除了上述那些明显的歧视之外，各国还可以根据本国情况追加一些规定，从而保障平等就业。

　　在蔡定剑看来，判断是否构成就业歧视，最关键的就是看雇佣单位的要求是否出于职务本身的客观需要。至于什么才算客观需要，不是由雇佣单位说了算，而是要由法律进行判断，按照职业要求作具体分析。

　　“比如国外曾有这样的案例，航空公司对空乘人员的长相有要求。航空公司认为空乘人员长相漂亮能带来公司客流量的增加，从而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蔡定剑说，但没有一家航空公司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一点。事实上，人们选择哪家航空公司，主要还是看提供的飞行服务、是否晚点等等方面的情况好坏，跟空乘人员的长相并没有直接联系。

　　国外曾有一家书店招聘店员，对身高作出明确规定，被告上了法庭。书店经理认为，书架比较高，客观上需要一个个子高的店员。“从这个要求来看，不能说完全不合理，但法院依然认定书店是就业歧视，因为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增加一架梯子就可以。”

　　本次调查显示，在求职中受到歧视比例最高的是残疾人，有21.8%身患残疾的被访者称，曾经因此遭到用人单位拒绝；第二个受歧视的原因是低学历，18.7%的人认为自己曾面临这种境况；第三是户籍，18.5%的受访者称，因为没有本地户口找工作时遇到过麻烦。

　　值得注意的是，有51.3%的雇主表示，如果因为疾病原因辞退某位应聘者，他们会直接告知这个理由。

　　“如果国家机关都不能避免歧视，还怎么要求企事业单位？”

　　尽管全国人大早在2005年8月就已经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但此次调查依然发现，国家机关在就业歧视中起了“带头”作用。

　　调查显示，65.9%的被访者认为公务员招录和职业中存在差别对待。在公务员招聘中，被认为受排斥的情况依次是：学历低(45%)，外地户口(43%)，残疾(40.9%)和健康原因(40.7%)。

　　“国家机关都有明确的学历要求，有学历要求不等于有歧视。扣除这个情况我们发现，在公务员的招录中，户口这样的地域歧视是最严重的。”蔡定剑反问，能不能胜任公务员的工作跟籍贯能有什么关系？可是在我国，这样的歧视比比皆是。此外，公务员的招录中也有对性别、身高、长相的区别对待，“很多法院都要求长相端正，说是体现法律尊严，我觉得谈不上。”

　　调查中，6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机关的歧视主要发生在复试阶段，35.8%的人认为“升迁阶段”的影响更严重，29.4%的人觉得招录体检阶段存在歧视，27%的人感觉“公务员招录笔试阶段”存在不公平。

　　数据显示，招聘公务员时，42.0%的单位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0岁以下”，58.0%的单位要求“35岁以下”。“这说明公务员招聘时的年龄歧视非常突出。”蔡定剑说。

　　他认为还有一个现象同样值得注意——公务员在升迁提拔中存在的歧视。“人事部门有一个提拔干部规定，标明了40岁不能提科长、45岁不能提处长、55岁不能提局长，这同样是歧视。因为能不能胜任处长、局长(司长)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职务，看的是工作能力，跟年龄无关。哪怕提拔之后第二年就到退休年龄，也不能因为这个理由拒绝提拔。”他说，从开始工作到退休之前，不能有任何的年龄歧视。只要有职位空缺，只要能力符合职务要求，就应该有机会被提拔。

　　“为什么我国的公务员队伍会出现什么‘39岁现象’、‘59岁现象’等在某个年龄段特别集中的腐败案件？跟这种年龄歧视有相当的关系。”蔡定剑说，当政府文件都在年龄歧视，就会造成社会的提前老化，让人产生自己过了某个年龄就已经没有了价值，社会已经不再需要的感觉。这不仅是对人的不尊重，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当大。

　　从求职、就职时所填的履历表就能看出种种歧视的倾向，“国内的履历表要求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等众多项目，而国外的履历表往往只有两三项，甚至连年龄那一项都没有。”蔡定剑说，在国外，如果履历表中出现了目前国内所要求的项目，很有可能被投诉歧视，可是我国至今还在一直沿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求职者。

　　“如果国家机关都不能避免歧视，还怎么要求企事业单位不歧视？”蔡定剑说。

　　从调查来看，公众认为在招聘公务员中设置的最不合理的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性别，占67.7%，之后依次是户籍、身高、长相、政治面貌等等。

　　“造成国家机关‘带头’歧视的原因主要还是观念陈旧。”蔡定剑说，就跟十几年前大家都还没有环保观念一样，国家机关还没有意识到歧视的问题。此外，法律上非但没有对反歧视作出具体的规定，反而规定了很多歧视性政策，从而导致国家机关招聘时的这一现状。

　　“公众普遍认为，歧视乙肝患者、艾滋病患者等理所应当”

　　在当前的环境下，面对就业中的种种歧视，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甚至可能觉得这是用人单位的高标准。另一方面，雇佣单位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已经无意中对雇员、求职者造成了歧视。

　　这种状况被蔡定剑称为集体无意识，“歧视者和被歧视者都没有意识到。”很多学生到国外留学之后才发现，原来国内有这么多的就业歧视。

　　“我国公众在对待健康歧视上意识最差，公众普遍认为歧视乙肝患者、艾滋病患者等理所应当。”蔡定剑说。

　　调查中，被访者认为在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招聘中可以提出的合理条件，排在第一位的是学历(80.7%)、健康(59.8%)和年龄(47.9%)。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在调查中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雇主，你可能不会招收下列哪些人员？结果发现，63%的人“不愿招收艾滋病病毒携带者”，55.8%的人“不会招收乙肝病毒携带者”，52.5%的人“不会招收性病患者”。

　　与之类似，分别有52.5%、51.6%、49.3%的受访者表示拒绝与艾滋病患者、性病患者、乙肝患者一同工作。

　　“艾滋病患者、性病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最容易受到歧视的群体，很多普通人都对这些人抱有歧视观念。”蔡定剑说，由于长期以来公众对于这些疾病存在误解，因而把对这些人群的歧视视为理所当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人们回过头来看，会觉得今天的认识很可笑。”

　　“现在是推动反歧视立法的最好时机，这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谈到产生就业歧视的原因时，调查显示，69.4%的人认为是“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原因”，46.6%的人觉得“是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造成的”。此外，还有45.7%的人认为这是“受效率第一观念影响”的结果。

　　“这些认识是非常表面的，有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蔡定剑评价说。

　　尽管有人认为，现在谈反就业歧视还为时过早，中国目前的首要问题还是发展经济，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就业歧视案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仅身高、相貌、年龄等可以成为被歧视的理由，甚至有人因为血型、星座等匪夷所思的原因被心仪的工作拒之门外。

　　“面对就业歧视，我国目前基本上没有办法。”蔡定剑说，尽管国内有很多法律提出反对歧视，但并没有具体可行的实施机制，也就不能起到反就业歧视的真正作用。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不仅有反就业歧视的明确法律条文，还有专门处理就业歧视的机构——就业平等委员会。公众非常清楚怎么投诉、怎么诉诸法律。“我国还缺少这样的机制，遇到歧视，当事人往往没有办法解决，只能认倒霉。”

　　蔡定剑认为，社会上不断出现的关于就业歧视的案件就说明，公众已经有了权利意识，但相关的法律滞后。“现在是推动反歧视立法的最好时机，推动反歧视立法并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推动反歧视，最重要的是国家机关要以身作则，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蔡定剑说，出台统一的反歧视法，设立一套反歧视程序和制度，建立处理歧视的专业机构，做到这三点就能够很好地营造一个反歧视的环境。

　　“中国劳动力市场大，就业岗位少，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遇到了就业难题，越是这样就越要反就业歧视。”蔡定剑说，就因为蛋糕少，才要创造更加公平的、平等的环境，否则会对社会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记者李松涛)

　　2007年3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全文公布了《就业促进法(草案)》，在备受瞩目的就业性别歧视方面，草案第五条给予了关注：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身体残疾等因素而受歧视。然而，面对就业中突出的性别歧视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就业促进法》能否破解女性求职难？

　　5月14日上午，我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2007年反歧视全球报告》发布会，感觉气氛有点异样。

　　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康妮女士说：“中国的就业歧视问题，主要存在于3个群体——妇女、残疾人和农民工。过去20年,中国由农民工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占16%，农民工占城镇劳动力的40%，但至今还有9000万农民工得不到城镇户口，也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享有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