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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给力相助 农民工子女走不寻常留学路

  2011年万圣节,王新月(左)与UWC室友在一起。去了加拿大念书以后,性格开朗的王新月积极参加UWC的活动,后因其表现优秀,顺利进入西蒙弗雷泽大学并拿到全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4月1日那天,我收到了加拿大UWC(世界联合学院)的全奖录取通知书。晚上,我、妈妈、王泽方、王雪蒙、老孙、吴郎,我们一行人坐上了去安徽六安的大巴,风尘仆仆……”

  两年前,拿到通知书后,在上海生活了十年的王新月,和家人、朋友一起踏上了返乡旅程。十年来,因为读书求学的问题,她曾数次往返于六安与上海之间。而这一次返乡,终为这段一度前途黯淡无光的生活画上了句号。

  幸运儿

  去加拿大之前的最后一个清明节,王新月回乡给爷爷奶奶上坟。

  “傍晚,我们在大伯的带领下,来到爷爷奶奶的坟上给他们上坟。记得当年为了生活,我们随爸爸妈妈去了上海。那年我8岁,王泽方6岁,王雪蒙4岁。当时爷爷刚好去世,一晃已经10年了。”她将这一次回老家的经历写成了《回乡记》。

  那还是2000年,在安徽农村生活了八年的王新月,跟父母一起去了上海。来上海之前,王新月的爸爸在老家当过中学老师。

  家乡贫困,很多学生弃学走上打工之路,当老师的父亲不愿孩子也走上这条路,他狠下心来到上海打工,为三个孩子寻找新的出路。

  但上海的大门对外地小孩是关闭的。他们无法入读公立学校,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这些学校条件普遍很差,教学质量不高。王新月只能进入了宝山区沪皖农民工子弟学校念书。

  好在糟糕的环境之下,也有偶尔出现的一线亮光。王新月和更多农民工小孩来到上海的幸运之一便是遇到了张轶超和“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以下简称久牵)。

  张轶超是复旦大学学生。2001年,在校报采访中偶然得知农民工子弟学校落后的状况后,成立了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团队去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

  第一次站在沪皖打工子弟学校门口时,他们的愿望强烈:要让这群从未好好看过世界的孩子真正领略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

  最初,他们只是去给农民工学校募集文具、上英语课,但却发现这并不能真正改变农民工小孩的生活。在张轶超看来,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

  他和同伴开始张罗着在课外提供兴趣课程,自己集资出钱租赁场地,教授天文、地理、摄影、日语等。他们给这个组织起名“久牵”,意即“长久牵手”,长久免费地为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

  当同伴们逐渐散去,为各自的生存与生活奔波忙碌时,张轶超坚持了下来。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他进入了上海一所国际学校教书,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久牵”,陪伴着农民工小孩的成长。

  王新月遇到张轶超是在小学三年级,此后张轶超便走进了她的生活,带着她成长。他带他们去捉蝴蝶,让小孩子自己去感受很多东西,在感知中去认识这个世界。

  “久牵”也成为王新月生活中的一个重心。

  在经历资金短缺、场地退租、人员四散的困窘之后,2006年是“久牵”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张轶超与美国人柯慧婕一起成立了“放牛班的孩子”合唱队,并寻找在上海各大演出大厅的表演机会,经此募集到了更多资金,得以租下一套两室一厅,有了常规的活动基地和钢琴、扬琴、电脑等许多设备以及大量的图书。

  王新月很喜欢“久牵”的书,生性调皮的她,常常将书带回家,带到学校送给同学,和他们交换书来看。管束不了她的张轶超,一度生气地要将她赶出“久牵”。

  现在回头去看,王新月仍然感慨自己的幸运:在农村有爷爷奶奶的宠爱,“我爷挑担子会一头放我,一头放石头,从村里走过时全村小孩都羡慕我”,来到上海她又遇到了张轶超,可以跟着他一起成长。

  回乡与返沪

  然而,美好的小环境终究敌不过冷峻的大环境。临近小学毕业,王新月的父母面临着选择:让她呆在上海念初中,还是回老家?

  张轶超在“久牵”教过的不少农民工小孩,都徘徊在回老家还是留上海读书的两条道路上。留在上海将无法在本地参加中考。若想要参加高考(微博)念大学,就得回家参加中考。

  成绩好的小孩,家人大多会选择送回老家。成绩不太理想的,张轶超会建议留在上海念中专,在他看来上海资源丰富、信息广泛,留下的价值更大。

  王新月生在一个重视读书的家庭。“我爷爷奶奶很重视教育,觉得能多读点书就多读点。我爸受影响,对我们的教育也很重视。”最终,家人决定让孩子早点回家,以适应老家的教学环境,在老家中考。

  2004年,王新月又回到了六安,念六年级。

  然而,在上海呆过之后,回乡的农民工小孩已不能适应老家的环境。在老家,王新月没有朋友,没有归属感,回到家乡却仿佛是异乡人。

  不会讲家乡话的她,却得听老师用家乡话上课,用家乡话骂人,“骂得很难听”。生性调皮的她,带着同学逃课,去隔壁的果园偷桃子,成为频繁挨骂的问题学生。有一次被骂后,她忍不住与老师顶嘴,在办公室里闹得动静很大,气得老师打电话给她父母告状。

  而王新月也一直闹着要回上海。终于,母亲决定把她接回上海。王新月如愿以偿。

  在张轶超看来,那时的王新月就已经很有主见。“别人不习惯也就算了,可能就随波逐流到中考。但是她整天和老师闹,最后迫使她妈妈把她又接回上海。”他说,“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她若没有这么顽固,后来就不可能去UWC了。”

  回到上海,王新月面临读初中的问题,糟糕的现实环境又一次摆在了面前:农民工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公立学校相差甚远,但进入公立学校却很难。

  张轶超一直在为这些小孩的义务教育想办法。2004年秋天,听说上海宝山区高境三中只要通过考试,并交纳一学期880元借读费,农民工子弟就有机会入学,他立即带了七个学生去申请。尽管考试成绩普遍很差,但在张轶超的说服之下,高境三中仍接收了三个学生。

  2005年,王新月回到上海后,也参加了高境三中的考试,却因英语只得了30分而被拒绝。她找到了张轶超,托他去帮忙说情,学校给出一个条件:两个月后再来考一次英语。

  那两个月成了王新月记忆中最踏实学习的两个月。在大学生志愿者的辅导下,她每天8点起床开始学英语,一直学到晚上八九点。两个月后,她的考试成绩变成了80多分,成功进入高境三中。

  班里只有两个外地孩子,可因为王新月成绩好,她被班主任任命为班长。一度,王新月乐观地认为可以在上海升高中。

  “当时她还相信有办法在上海考高中。可能是老师跟她有过口头上的暗示,也有她父亲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些保证。”张轶超说。

  幻想最终在初三下学期破灭,政策没有放开,她这才真正意识到现实与前路的灰暗。

  “信心挺受挫的,觉得很不公平。”她回忆起当时的状态,“成绩很好却不能参加中考,也不想回老家,觉得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初中毕业后的暑假,王新月发过传单、经常和卖水果的小伙伴腻在一起,一度想要不再念书,直接去做生意。

  她的妈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仍觉得好气又好笑:“成天吵着,妈妈给我三百块钱,给我五百块钱,我去进点水果来卖。”

  在张轶超看来,这只是王新月受打击的表现。本来是全班第一名,却不能参加中考,所以需要找个宣泄口。

  但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张轶超,都不希望看到她中止求学之路。

  “虽然我们不能中考高考,但我爸说我们该读中专读中专,该读大专读大专,然后专升本。”王新月说。

  于是,她去了上海一所中专继续读书。

  还有一条路,是张轶超指明的:在国内考大学难,可以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微博) 。

  复旦哲学系毕业生张轶超在大学时成立了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毕业后一边在国际学校教书,一边投入大量精力在“久牵”,十年来帮助许多农民工子弟得到更好的教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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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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