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资源东楼内的指示牌上，集中了数十家公司，其中许多公司从事教育培训。本报记者倪光辉摄

　　2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一桩针对著名高校的诉讼案：北大研修班项目负责人张家麟，状告北大在合作过程中不履行审查考核责任，“盘剥”合作方，要求北大赔偿47万余元。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海淀法院，同样是针对著名高校的诉讼，不到1个月前，清华大学总裁班“培训门”案件一审结果公布。

　　两个案子，一个问题——

　　收费不菲的名校培训班，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在张家麟的案件之前，清华大学总裁班“培训门”一案是近来舆论的焦点之一。两案虽无直接联系，但带给人们的是同一个疑问：收费不菲的名校培训班，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于博，沈阳市某贸易集团的董事长，2008年1月交了3.7万元学费后，成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第二十八期“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总裁研修班”的学员。开班后，于博发现，招生广告中承诺的林毅夫、郎咸平等多名专家学者均未到场授课。而且，原定60人的小班“增肥”为170人的大班，教学组织管理混乱、授课时间严重不足。

　　于博觉得受了欺骗，与校方交涉未果之后，2008年10月，他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清华在招生中进行虚假宣传，研修班质量严重下滑。因为于博提供的招生宣传的网页资料，不是从清华大学及其继续教育学院正式的网站上下载的，清华否认与这些网站存在合作关系。鉴于无法证明清华在招生过程中进行了虚假宣传，牛年伊始，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于博败诉。不过，记者获悉，于博已经上诉。

　　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第二十九期“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总裁研修班”的招生广告上，记者见到，培训费为人民币3.9万元，课程体系为12个模块加4个讲座，开课时间为2008年11月20日—23日；而在中清企业培训网等网站，同为这一期研修班，招生广告列的课程大纲为15个模块，开课时间为2008年12月18日—21日，授课老师一栏更是详细列举了清华、北大等许多高校的知名教授。

　　与于博不同的是，张家麟曾与北大保持过较好的合作关系。

　　2005年12月至2007年12月，张家麟担任北大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EMBA高级研修班的特聘教师。他也曾担任过北大培训中心授课老师。2007年8月，北大培训中心主任张玫玫找到他，希望与他合作办班，并在当年11月与他担任股东的北京华人东瑞健康科技公司签约，双方合作举办“北京大学变革管理与领导潜能开发高级研修班”。东瑞公司在北大资源东楼租用办公室，以合作项目组的名义开始招生。

　　5月16日，“变革管理班”第二次授课，由于师资安排的问题，项目组与北大培训中心发生严重分歧。随后的几个月中，双方在授课教师安排、教室租用、教学设备使用、合作费用支付以及退还保证金等问题上争执不断，最终导致关系恶化。

　　培训“蛋糕”，“食者”众多——

　　名校培训班，最核心的是利益分成？

　　“只要有名校授权就是真的培训班，而真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品质？”张家麟认为，“都是高额利润闹的！这也是高校合作办班秘而不宣又尽人皆知的秘密。”

　　双方合作最核心的是利益分成。“变革管理班”的合作协议规定：如果招生人数达到45人，所收学费按如下比例分配：甲方(北京大学培训中心)占60%，乙方占40%；如果低于45人，乙方坚持开班，所收学费甲方视具体情况要高于60%。实际上，张家麟只招到了27名学员，最终，北大培训中心收取学员学费的72%，张家麟获得剩余的28%。每名学生的学费是3.28万元，算下来，北大培训中心共分到63万余元，张家麟得到24万余元。

　　另外，按照协议，北京大学培训中心承担教师讲课费用，但上限为一天6000元，超过部分由合作方承担。在张家麟看来，6000元远不够请教师的费用。据他介绍，北大和清华总裁班，因有学校品牌效益，教师的授课费用一般为6000元到1万元；北大清华“院长级”的教授，一天8万元左右；为数不多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一天竟达10万元。“上过电视的‘明星学者’更贵，有的两小时就要6万元。”

　　“名校将培训课程外包给合作方，合作方为了追求利益，自然会请价格便宜的老师，这就可能出现于博那个班的现象。”张家麟表示，他为“变革管理班”请的授课老师，价格基本上都在1万到1.5万之间。“我们找的都是国内一本院校的博士生导师。”张家麟说，为此，他已经赔了30多万元。

　　张家麟透露，与校方合作的利润降低了，一些合作方就会组织同学会、联谊会、国外考察团等，或者为学员订机票、宾馆，从这些“外围附加值”中挣钱。

　　外包办班，层层提成——

　　高校继续教育，是否只是“收钱和盖章”？

　　张家麟的办公室在北大资源东楼二层。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着几张办公桌和一些简单的办公设备。据介绍，这间办公室的租赁费为每月4000多元。虽然价格较贵，但仍有很多北大合作方在此办公，因为有“品牌效应”，“在这里有个依托”。

　　2月20日，记者在资源东楼二层看到，不长的楼道里，竟有大大小小数十家办公室，“北达教育”、某某科技，有的甚至只有编号。“在名校周边都有一批靠推广大学课程生存的公司”，张家麟说，“与清华、北大等名校合作的公司，估计有百家以上。”

　　“所谓招生的工作，大多是一些电话业务公司来做。”一位业内人士介绍说，项目代理人与电话业务公司之间达成某种默契，高校培训班之间互换往届学员通讯录和注册登记资料，群发短信、传真、邮件、电话。“实际上我们的公司主营科技，有教育培训的业务，但从未有过此类经验。”张家麟自曝家底。

　　为什么名校的各种“培训班”会出现这样的乱象？

　　“原因在于这些高校根本没有履行审查的义务！”在张家麟出示的合作协议中，记者看到，北大培训中心负责“审核学员资格”、“审定教学方案”、“审查师资人选”、“考核并发结业证书”。“实际上这4项义务，北大培训中心没有做到一项。”在张家麟看来，对方做到的只是“收钱和盖章”。

　　张家麟还透露，在培训班项目外包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再次外包的情况。培训机构会通过网站、小包工等途径拉拢学员，每招进一名学员，培训机构就会给小包工几千元的提成。从而出现了培训班小班改大班，甚至是几期学员混合上课的情况。

　　“虽然是在那所大学校内上课，但是上课的老师并不是那个学校的。这个班实际上就是挂靠在那个学校下面的。”一名曾经参加过名校研修班的学员说，整个培训没有经过任何考核，最后，所有学员都拿到了结业证。

　　2月20日，记者致电北大继续教育部部长郑学益。郑表示对张家麟起诉一事并不知情。至于张家麟说的是不是事实，郑学益说：“现在外地，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追问何时回来，对方挂断了电话。